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始终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不复昔日大唐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宋朝和高丽的关系而言，高丽王朝从本国利益出发，改变原来的“一元”朝贡外交，转而推行“多元”朝贡外交，即对宋朝朝贡的同时，也对辽或金政权朝贡，有时甚至被迫断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而日本自894年停派遣唐使以来，断绝了与中国大陆的往来，尽管期间有过几次国书往来，但不足以恢复国家关系。高丽前期和日本虽然没有发生外交上的冲突，但其关系处于冷淡的停滞状态。从当时整个东亚的国家关系看，各国的民间贸易及商人往来却异常活跃。 受此影响，十至十三世纪的宋·丽·日文化交流内容和渠道都发生变化。就宋丽而言，文化交流在官方关系持续期即北宋及南宋初期比较频繁和密切。官方支持和推动下，双方展开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中国宋文化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传播。除了大宗书籍外，文化交流的承担者身份各异，如：使节、留学生、移民、僧侣、艺术家、医生等。就宋日而言，由于双方始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只有僧侣在朝廷特许下入宋。可以说，以佛教为主要载体，是宋日文化交流的主要特色。至于高丽和日本之间，几乎没有发生文化接触。 不同文化的接触，必然带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两宋时期，以程朱理学和佛教为主的中国思想文化对高丽和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在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宋丽双方几乎没有思想方面的交流，但由于高丽始终关注宋朝主导意识形态的新动向，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在初次接触朱子学时，顺利地接受并引入高丽。朱子学一经传入高丽，立即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指导了高丽末期改朝换代的社会改革运动。朱子学传入日本，主要是作为“助道”工具，以宣传禅宗为目的。尽管如此，朱子学不仅在日本的儒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还作为思想武器卷入到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佛教在高丽具有护国性质，作为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思想工具，高丽佛教也具宋代诸教宗融合、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佛教禅宗则作为新兴武家政权的精神支柱传到日本，并对武士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禅宗对日本“禅”文化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佛、道三教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之后，得到当地的认同，并取得共识。公元七世纪前后，东亚文化圈形成。随着各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经过宋代三国富有特色的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发生嬗变，主要表现为：律令制不再是东亚文化圈的基本文化要素；原来的文化要素即儒学、佛教、道教、汉字等发生变化，儒学被新儒学取代，佛教表现为以禅宗为主，日本创制了假名文字，高丽也出现了民族文字的雏形；另外，新儒学、禅宗、道教在三国的表现和作用也不同。这种嬗变，无疑意味着东亚文化圈更稳定、更持久、更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