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为1994年我国正式实施增值税制度后新设的罪名,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保障国家税收安全的使命。在当时利用虚开专用发票偷骗税款的犯罪活动猖獗,而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本罪的设立对于打击虚开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尤其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的背景下,增值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发票作为商事凭证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实行“以票控税”的制度,发票的开具、领用、管理等方面必须严格遵循相关的行政法规。因而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功能和公共信用双重特点之下,虚开发票的目的、方式、行为愈加多元、复杂和隐蔽,相应的本罪也面临着扩大适用的风险。本罪的刑事规制现状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且二审法院改判率较高。为合理限缩本罪的处罚范围,理论界和实务界展开积极探索,通过不同路径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做出合目的性解释。文章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集了2016年至2020年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裁判文书,共计100份,分析并统计关于适用本罪不同的裁判观点。具体裁判差异主要表现为主观应否具有骗税等目的,虚开行为应否具有骗税或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危险以及犯罪数额的不同认定观点。围绕本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分歧,文章通过梳理对应的理论争议,主要包括行为犯、目的犯、危险犯和实害犯之争,并对比分析上述理论观点的不足之处。在裁判标准不一、理论争议不断的情形下,文章回归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违法性认定上来。围绕本罪的保护法益,存在单一法益论和复合法益论之争。文章以虚开行为为中心分析其行政违法性,即在于违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并对比违规虚开与虚开犯罪的危害程度,指出引入国家税款安全这一法益的必要性,再通过本罪的设立目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发票抵扣功能等方面论证虚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在于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危险。文末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第一,虚开行为的认定应符合双重判断标准,虚开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在于有无实质交易,虚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在于有无骗税危险。并区分开票方、介绍方和受票方,细化了关于其虚开行为骗税危险的认定标准。针对开票方和介绍方的虚开行为进行危险程度划分,对危险性较小的虚开行为结合主观目的予以出罪。第二,犯罪数额应单笔逐次核算,在核对相应的虚开行为具有骗税危险后累计计算虚开数额,以虚开数额中实际抵扣的部分计算骗税数额。以期合理限缩本罪的处罚范围,弥合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