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安居乐业的根本和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将“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作为新阶段中国住房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加深对住房分化和不平等内在机制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现有住房分化研究多从生命历程视角和代际视角出发,关注个体生命历程事件以及原生家庭提供的住房支持对城市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对宏观地理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住房产权获得的研究仍较匮乏。根据空间机会结构理论,个体成长的地方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影响个体长期的社会成就。在中国,由于户口地迁移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自然地理条件差异以及社会经济资源的地理空间配置不均等可以转化为个体间的结构性差异,进而影响住房获得的能力。因此,本文核心关注在地理差异的视角下,个体来源地对城市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本研究以上海为研究区域,使用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2013年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根据户口所在地和14岁主要居住地的类型追溯到个体的来源地,从行政层级和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衡量来源地的发展差异,使用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个体来源地不同是否以及如何对城市中的住房产权分化产生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根据来源地不同,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原生家庭背景存在显著差异。来源地行政层级为集镇和农村的个体在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单位性质、职业地位和家庭年收入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来源地发展水平越高,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可能具有优势;与来源地的发展水平相比,父母的住房产权状况和社会经济属性方面在不同行政层级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尤其是父母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第二,在控制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原生家庭背景后,来源地的行政层级和发展水平对个体的城市住房产权获得产生稳健影响,呈现出等级差异。综合来看,来自上海本地的个体在城市住房市场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是来自于省会城市和其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的外来人口,而来自集镇和农村以及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意味着个体在城市住房市场拥有住房产权的机会更小。第三,个体来源地的特征对城市住房产权获得还存在间接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父母所提供的住房支持对城市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受到个体来源地的特征显著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来源地的行政层级和发展水平通过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对城市住房产权获得的总间接影响显著,主要通过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产生间接影响。第四,与现有住房研究的结论一致,控制相关变量之后,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年龄和婚姻状态)、社会经济属性(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和原生家庭背景(父母的住房产权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均会影响个体的城市住房产权获得。综上,本研究通过分析地理差异视角下来源地与中国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分化之间的关系,超越仅仅关注户籍制度的局限性,考虑到了城市内部人口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外来人口内部的住房机会分化,弥补了传统住房研究框架对地理差异的忽视,为理解地理不平等与住房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为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城市住房政策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