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实践出发,围绕士大夫与皇权、士大夫与武将以及不同士大夫群体之间的互动进行探讨,并展开比较研究,以了解士大夫作为“共治天下”的主体,与宋代兴衰——尤其是衰落的关系。士大夫在与皇帝的互动中,劝谏是其主要手段。传统士大夫以武将、民变、外敌、灾异等可见威胁,以及祖宗之法、历史、舆论、士大夫集体的合作等无形威胁,向皇帝传达恐惧,以更好达到劝谏目的。他们的出发点多数是忧国忧民,但有时也会考虑个人或士大夫集体的利益,甚至仅仅出于自己的恐惧或没有能力应对威胁。长期浸润之下,皇帝多能小心谨慎,政治较为平和清明。但也使皇帝和士大夫在内的整个决策层懦弱,几乎失去决策的能力。王安石等少数人鼓励皇帝刚断有为,但在整体恐惧的氛围下,效果未能持续。而作为“共治天下”的重要一方,士大夫借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独治”天下的权利,但却未能充分考虑“治天下”的责任。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话语体系中,本就没有武将的位置。士大夫经常通过降低武将地位、否定武将功绩、侮辱武将人格、剥夺武将权利甚至生命等方式,打压武将群体。这确实有助于政权稳定,但也造成武功不振。武将颇为轻视能力较差的文臣,对被打压深为不满,伺机报复,更多武将对自己的武将身份比较自卑,而刻意追求进入文臣队伍或具备文臣某些特征。有见识的文武官员在努力消弭双方的矛盾,包括给对方以提携、支持,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等等。皇帝基于对武将的忌惮,无论是民事还是军政,其首选均是文臣而非武将。文臣相对于武将的礼节优待,为双方共同接受。而对武将道德要求的降低,其实并非补偿,而是更深的歧视,这是宋末武将降元的重要原因。论文选取士大夫各主要群体关于赈灾事务的主张和实践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比较不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实践。变法派对政务的考虑最为周全,既有可行性,也完全可以长期持续,因此也得到道学大师们一定程度的认可。但王安石等人离任后,其多赢的举措并未能继续坚持。由此而知,传统士大夫既不愿主动任事,又反对其他人“生事”。他们对话语权的把握,使积极有为者经常被指“生事”甚至被视作“小人”。任事既艰难,还受指责,因循无为便成为士大夫主流,“共治天下”实际变成“共而不治”。关于富弼、文彦博等君子的历史记载,多是讳恶扬善,而包括变法派在内的其他“小人”,却众恶所归。二人是保守派的重要代表,也被认为是与宋代盛衰相关联的重要人物,对南宋也有重要影响。他们比大多数士大夫功业更为昭著,但历史记载所褒扬和后世实践所仿效的,却是他们因循保守的消极一面。通过对南北宋政治实践主要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到,南宋前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均传承自元祐时期,而与熙宁时期格格不入,这也证明了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士大夫通过与皇权、与武将的互动,巩固了共治天下的权利；而传统士大夫在与变法派的互动中,忽略了共治天下的责任。传统士大夫才华与事业的错位,终致天下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