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着重探讨旅游部门的增长对其它相关产业部门的促进作用。这类研究多从宏观的、国家的视角出发，难免掩盖旅游影响在不同尺度下的模式差异，因此有必要加入微观的、地方的视角。在社区尺度下，经济要素与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更为频繁和显著，孤立地探讨旅游的经济影响将不足以反映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因此，采取一种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策略，可拓展和深化对旅游要素介入下的社会经济演化问题的理解。为提炼出相对集中的社会经济分析对象，需要选择那些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主的旅游地作为案例，使研究结论更具针对性。本文以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正是考虑到该乡村社区具有延续数百年的村落演化史，而近20年来它的古村落旅游发展又使其社会经济变迁路径不同于周边村落。研究旅游对西递村的社会经济影响，能够反映旅游要素在一个相对确定的空间范围和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的影响模式，既有利于为同类研究初步建立起可用的理论框架，也有利于通过解释西递村现象而对中国其它类似的文化旅游地提供现实经验借鉴。 在回顾西递近20年以古村落旅游发展为突出特征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西递与西递人如何在20年中将社会经济发展与旅游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又是否有效”的问题(第一章)。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在研究方法和工具上进行了准备(第二章)。其中的重点，除详细解释弃用传统的旅游经济影响评价方法的原因，还对本文将采用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了初步诠释。20世纪70年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得到广泛运用的考察社会经济变迁的分析工具，其核心思想即考察过去的发展如何限定了将来的发展路径。在实用观的理论立场和整体观的现实立场下，本文将“路径依赖”思想作为一种探讨乡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近50天的参与观察、超过50人次的深入访谈，获取了充足的第一手实地调研记录，并结合所搜集到的书面资料，以历时态分析、过程-事件分析、理想类型方法、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所有记录和书面资料进行梳理，并确定以“路径的起点”、“依赖的来源”为叙述和解释的基本线索(第三章)。 西递村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以及80年代初期的偶然事件决定了它以古村落旅游为主线而发展的“路径的起点”(第四章)。徽商文化以物质形式留下了上百幢历史价值、建筑价值极高的古民居建筑遗产，也从精神层面上使得村民的经商观念根深蒂固。建国以来直到80年代初期，西递村农、工两大产业异常乏力，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声誉鹊起，在本地政府的极力推动和社区精英的自发组织下，古村落旅游业正式起步。村办性质的西递旅游服务公司，从90年代中期开始便为拥有本村户口的村民提供分红，长期以来这笔福利在村民年均人收入中都占据相当比例。这就使得大多数西递村民看重本村户口，不愿向外迁移，而大量以打工、求学、出嫁、入伍等形式迁出的村民也都不断返回西递，“人的空间固化”成为依赖的来源之一(第五章)。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西递村民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放弃农副业，大量转入旅游经商活动。而由于西递村民不断卷入旅游业，社区内部关系转向以旅游业的利益分配为核心，形成了高度重视旅游业的社会心理，即“观念的强化”(第六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重视旅游业利益的观念渗透到普通村民和社区精英的意识中时，他们更趋向于主动地利用个人或群体所能掌握的资源来自觉保护这种利益。随着西递村成为政府、大众的宠儿，一方面，它在旅游业起步与壮大的过程中得到来自多方面的“庇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或个别官员又以良好发展环境为主要交换品对西递村提出“回馈”要求，其中就包括分享旅游经济利益。从社区精英方面看，地方政府的庇护还体现为认可与支持他们的精英身份，加之他们在多年掌控社区旅游经营的过程中与外部社会经济网络建立起紧密联系，这就形成实质上的“社会关联的硬化”(第七章)。最后，在经历人的空间固化、观念的强化、社会关联的硬化这三种来源的路径依赖之后，西递旅游服务公司陷入经营绩效方面的窘境，整个西递村的产业经济危机逐渐浮现，而村民作为社区成员却无法有效参与到西递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事务决策中，古村落遗产保护事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第八章)。可以认为，西递村在走过20年社区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但高度依赖古村落旅游的狭窄路径之后，正遭遇一个继续发展与进入动荡的十字路口。 以上对西递村的案例研究揭示出，一个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主的乡村社区的旅游发展，将通过内外部条件的固化、强化、硬化等机制将这一乡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引入特定的发展路径，而这种发展路径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它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绩效，也可能最终导致多种危机的出现。后续的研究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从理论上对以上结论加以进一步阐释和修正；也可拮取社会经济的一个方面，如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商业化问题，从实践上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