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生前默默无闻。近年来因其纪实性的手稿文献为国内外学界反复引用,遂引起重视。他之所以能够行常人所不为,长期整理记录那些文献,与他的“个体生命”即他的人生观及修养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大鹏是晚清举人。受传统教育及地方文化影响,形成了具有内圣倾向的“内圣外王”人生观。世纪之交新学日兴之时,愈加突出了这种内圣倾向,由内圣而外王的追求转向成就内圣人格的生活实践。刘大鹏继承了传统儒家有关“大学”乃道德之学的看法,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内圣修养。他也主张学以致用,将所学施行于社会、化及他人。但更强调“致用”实践对内圣修养方面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生修养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需要不断的学习,需要于有影响他人之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检讨自己提升自己,“向圣域贤关步趋”。可以看出,由于他超越了在“外王”问题上的“为仕”的狭隘理解,将“外王”还原为“致用”的本质意义,所以,他的思想中实际上存在一个以成就内圣人格为核心、主旨的有关人格修养的模式体系。这个模式建立在传统儒家以“内圣”为本的思想基础之上,但又突破了“内圣而外王”的传统。这个模式将“致用”实践看成是“内圣”修养的必然环节,使传统意义上的“外王”统一到“内圣”的修养功夫中来,因而是一个合“外王”于“内圣”、即“致用”于修养的实践模式;这个模式将“致用”理解为于日用常行中不断用功,从而不断检点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因而是一个渐修的、动态的实践模式。刘大鹏本人即是这个模式的履践者。他注意观察身边发生的底层社会生活的每一细小的变化,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之所以如此执著于看似“不为世用”之举,正是因为将内圣修养视为人生之“第一大事”,从而把一切的一切当作“皆备于我”的存在,把生活本身当作严肃的事情。他正是在这生活的日用常行之间亦步亦趋,成就着他自己的内圣人格。然而,他毕生观察、记录的这些为常人往往所不屑的生活“琐碎”,毕竟反映的是真实的且因其琐碎而愈显真实的生活。也正是因此,它们才为后人提供了极为独特的史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刘大鹏用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