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执行过程中的多方冲突导致的规制无效率是在当前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当前对环境规制实施所涉及多方主体的行为与冲突的研究比较匮乏。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与冲突的视角研究了影响环境规制实施偏差的要素。首先,本文从腐败的角度实证研究了政府寻租行为在环境规制与企业雇佣需求之间扮演的角色并对它们影响企业雇佣需求的机制作了分析和检验。其次,本文细化了冲突的主体,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企业的三方冲突视角寻求协调环境规制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冲突,通过三方演化博弈分析了中国激励相容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要素。最后,本文从企业行为的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进口行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探究了隐蔽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本文系统论证了环境规制下各方行为及影响,为设计和推行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增进了理解。研究表明:从政府寻租行为的视角看,首先,环境规制通过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企业雇佣,并对雇佣具有负向效应;其次,腐败环境下的政府寻租同样通过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企业雇佣并且能削弱环境规制的影响;最后,环境规制和寻租对雇佣的影响在企业间具有异质性。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来看,首先,中央政府的监管与惩罚能规范企业行为,提高企业合规的可能性,促进环境规制政策达到理想的演化稳定状态。同时,减少监管成本与增加惩罚的力度能够提高中央政府实行监管的意愿。其次,虽然中央政府的决策也会考虑到企业遵守环境规制导致的就业减少损失,但它更多依赖于监管成本与惩罚收益的比较而非对企业雇佣的影响。最后,在中国去中心化经济特征下政府间利益冲突将会减少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意愿,导致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中的角色缺失。因此,通过惩罚和奖励来激励地方政府是在中国有效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关键。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进口行为的视角看,首先,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鼓励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而非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国外,因此环境规制不会对邻国环境产生威胁。其次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引发企业的学习效应,使得企业可以从进口高质量的产品中学习到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这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率。最后,环境规制强度和进口产品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产权结构和地理空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