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宪性推定是宪法中的重要原理之一。从美国等法治国的经验来看，诸多宪法案件都无法绕开合宪性推定方法的运用。同样违宪审查权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也与合宪性推定方法密切相关。合宪性推定方法对于违宪审查的制度、实践、理论均具有一定的支配力。探究合宪性推定及其方法，一方面可以理解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原理，以便有效地予以运用，从而为合宪性审查作方法上的储备；另一方面其对于宪法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也具有启示意义。从合宪性推定的诸多特性，可以窥见宪法方法区别于其它部门法的本体性。本文也主要从作为实践性的宪法方法的进路来对合宪性推定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不会落入纯粹宪法技术的“巢臼”，而同时重点探究宪法技术背后的法理。本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及结语等部分组成。　　 在导论部分，分析了目前中国宪法方法论的贫瘠状况。中国宪法学的方法体系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探讨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而如欲使得宪法作用于社会，则必须具备系统的实践性宪法方法体系。从而在方法体系上，尝试性地凸现了作为实践的宪法方法，并对其本体性建构做了阐释。同时对目前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当下宪法学的研究应该重视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这一“中观层面”，而不能仍然停留在“宏大叙事”，或者仅仅构建缺乏制度支撑与原理与方法的纯粹“宪法技术”。而对合宪性推定的研究，则是从中观层面进行突破的一种尝试。　　 第1章对合宪性推定的范畴进行了研究。合宪性推定起源并发展于美国法，而目前已被诸多法治国家所采纳。首先，从经验、事实等角度，对“合宪性”与“推定”这两个概念的法学内涵进行了研究。然后，通过对合宪性推定源流的探究可以发现，合宪性推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宪法技术，其已成为在一种原理性的方法，延及至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法治国。而其作为一种原理性方法，其逻辑与合宪法律解释、回避宪法问题原则等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2章对合宪性推定的权力哲学进行了探究。合宪性推定作为原理性方法，其以国家权力为哲学基础，因为其表现形态为合宪性审查权对于立法权等国家权力的尊重。塞耶通过对国家权力关系(合宪性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分析，为合宪性推定提供了有力的权力哲学基础。接着进而探讨了立法权公定力、“形成余地”等理论，这些都是合宪性推定的权力哲学基础。最后，对部分学者对于合宪性推定方法的反驳，进行了剖析，进而证成了合宪性推定方法的科学性。　　 第3章探寻了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合宪性推定的存在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这源于宪法的政治性、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判决执行的政治性、宪法法官的政治性等。从规范法学的角度来看，合宪性推定的规范正当性来源于宪法是最高位阶的法等规范特性，并与“穷尽法律救济”、“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等方法具有相通之处。最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因为其可以减少法官进行宪法审判的政治风险、有效控制宪法案件数量的膨胀等。这些也都使得作为宪法方法的合宪性推定截然区别于普通的法律方法。　　 第4章研究了合宪性推定的适用。首先从美国的经验出发，探讨了代表性的洛克纳时代及其特征，并对洛克纳时代结束的缘由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合宪性推定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立法规制一般予以适用，进而从国家理性与市场逻辑的角度探究了对社会经济活动领域适用合宪性推定的理论基础。　　 第5章重点分析了合宪性推定的方法。合宪性推定首先表现为证明责任的转换，即要求提出违宪的当事人证明制定法明显违反了宪法。如果举证失败，则该当事人将要承担合宪性推定所带来的后果。在实践中，法院难免遇到疑难案件，而合宪性推定也可以作为消解疑难案件的一种方法。进而对普通法院适用宪法，进而适用合宪性推定的可能性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遵循合宪性推定逻辑的合宪法律解释方法必须区分宪法方法与法律方法两个层面。而从德国等国家的实践形态来看，遵循合宪性推定逻辑的合宪性解释也可以在特殊的情形下，作为一种判决形式，从而有效调和各国家权力之间的法治关系。当然合宪性审查的进行离不开宪法事实，因而通过分析指出合宪性推定的运用与宪法事实审查的关系，并指出了在宪法事实缺位的时候，往往是合宪性推定适用的时机。最后分析了合宪性推定的界限，即基本权利。同时对于未列举权利的诸多疑惑、困境也进行了研究，指出合宪性推定方法并不会忽视对未列举权利保护。两者并不冲突。　　 第6章结合中国实际，从方法的角度对本土的意义进行了思考。目前对于生活中的宪法事例的分析，不能忽视合宪性推定方法，否则便是一种非宪法方法的思维。对于宪法事例，既要分析违宪的理由，同时也要分析合宪的理由，并从宪法方法的角度对之进行权衡。同时从制度方法的角度，结合法规备案审查室的职能，对目前我国合宪性审查权进行了本土性的层次划分，指出应由启动权、审查权、决定权这三种权力维度来发挥合宪性审查权的整体职能。同时分析了合宪性推定对于我国违宪审查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结语部分沿着合宪性推定方法的研究，再次试图唤起中国宪法方法论的觉醒。并指出宪法方法的本体性建构，应该以宪法规范的极抽象性、宪法的强政治性、宪法调整的整体性以及宪法位阶的最高性等为基点。从而区别于其它方法。同时指出在宪法学的范畴内，宪法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应重视从国家权力的纬度来延伸、展开。如果忽视了国家权力而构建的宪法方法论体系无疑是一种空想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