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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但回顾三十多年来以第二产业投资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迁,不难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外资进入的持续深入,中国生态环境呈现不断恶化趋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本文从中国对外贸易中生态成本测度角度出发,分析国际生态成本差异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在中国的生态环境效应,检验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本文首先界定了生态成本的概念,在梳理生态成本与环境规制的关系的基础上,基于Copeland和Taylor(2003)分析框架,构建了两个实证分析模型。首先,从要素禀赋出发,建立了一个包含相对市场规模、生态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本密集度、资源密集度的差异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模型,并利用中国与25个发达国家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借鉴杨博琼(2010)的模型,通过将贸易的环境效应进一步分解为规模、结构、技术及污染税收四种效应,建立了FDI东道国环境效应实证分析模型,利用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六种工业污染物作为被解释变量,FDI、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发展、污染治理投入及人口密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回归。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生态成本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显著的正效应,中国宽松的环境规制,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入中国；(2)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六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不利于国内环境的保护。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本文的创新在于引入“生态成本”概念,通过对贸易生态成本的测度,分析生态成本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贸易的环境效应出发,考察FDI进入的生态效应影响,从而形成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线的前向关系和后向关系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藉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