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经济人假设,企业有必要进行税收规避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的行为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获得融资的能力造成影响。理论上说,税收规避行为为企业节约了税负支出,给企业带来现金流收益,会增强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从而有利于其获得融资。但随着避税代理问题的提出,复杂而隐蔽的避税手段会降低财务报告透明度,增加信息不对称程度;经理人也可能会利用隐蔽的税收规避手段来乘机侵占节税收益,损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将对融资不利。在我国,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能够提供的资金是有限的,因此供应商和客户所提供的商业信用已成为一种重要融资方式。于此背景下,关注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其能够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避税的代理观出发,研究税收规避对企业可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并尝试从分析师关注这一较新视角,进一步考察分析师是否能够发挥外部治理作用,进而在前两者的关系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则企业可以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少。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复杂而隐蔽的税收规避行为在主观或客观上会使得外部供应商理解企业财务信息的难度提高,从而使得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二是复杂而隐蔽的税收规避活动为管理层寻租提供了机会,管理层会趁机谋取私利,损害供应商等外部人的利益;三是税收规避程度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遭受税务监管部门的审查,而与税务监管部门的纠纷将对企业声誉造成不利影响,进而造成企业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以上三方面都将会使得商业信用融资提供者对企业的信心和信任大幅降低,从而不利于企业从商业信用融资提供者处获得商业信用融资。此外,本文研究发现,随着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企业税收规避与其可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能得到显著缓解;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在股权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这说明我国分析师发挥了外部治理功能,有助于削弱企业税收规避所引发的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风险等因素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不利影响。本文细致考察了分析师关注、企业税收规避与商业信用融资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经济后果以及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一些潜在因素,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