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这一文本为中心,抽绎出“才调歌诗”这一诗歌概念,并对中晚唐“才调歌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原因、创作谱系、文体特质及其后世嗣响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发掘中晚唐诗的深层内蕴。“才调歌诗”发端于进士文化,而其勃兴则源于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唐代科举擢选博学之士,尤重对人才“百里挑一”的进士科,而进士科通常是以诗赋才能来决定士子及第与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于“文才”的趣尚,以才学名世的进士群体如同耀眼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安史之乱以后,在轻薄无行的士风渐染之下,进士文化也发生了“裂变”,一时间进士狎妓之风与宴饮之风大盛。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才子诗人群。元白诗风的形成正顺应着中唐以降进士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的诗歌创作将当时的浮薄士风引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诗潮。韦縠《才调集》以“才调”为选旨,其中的选诗为我们观察中唐元白以来进士群体的创作提供了有趣的线索。韦縠偏好选取元白一派的风情之作,诸如元白、小李杜、温韦等人的诗歌收录最多,其内容多冶游香艳,情感婉约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晚唐进士群体的真实面目与精神风貌。我们将这类诗称为“才调歌诗”。如果说白居易与元稹乃“才调歌诗”之祖,那么他们的“才调歌诗”称得上是典型,却称不上成熟、完美。元白的“才调歌诗”受时代氛围及其特殊的仕宦经历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才子身份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于女色、情爱等的特殊经历与体验,又对“才调歌诗”的基本特质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唐出现了以擅写朦胧情诗著称的李商隐,和以风流才子形象面世的杜牧,他们渐渐消解掉了元白诗中那些平白直露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浪漫的诠释成为后人解读小李杜诗歌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在小李杜之后,又有温庭筠与韦庄,相比前两代诗人,温韦不再注重在诗歌中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其诗更注重辞藻的柔媚与音韵的谐婉等这些艺术形式的深化,通常采用宫体与乐府等形式,这也使“才调诗歌”开始出现明显向词体转型的趋势。在体裁上,韦縠《才调集》中的选诗大多是富于乐感、辞藻富赡的近体诗;在题材上,韦縠则比较注重选取女性与恋爱等艳体;而在具体内容上,还表现出了对于才子与佳人风流事迹的浓烈兴趣,使《才调集》形成了香艳而浪漫的氛围。也由此,“才调歌诗”往往带给读者富于“乐感”、“艳色”与“浪漫”的直观印象,予读者以独特而唯美的阅读体验。在九至十世纪词乐文化逐渐勃兴的过程中,“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从“才调”诗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根源来看,这两种艺术形式乃一脉相承;而随着晚唐以来士人精神面貌的转变,这两种艺术形式又在情感与欲望的传达上“渐行渐远”。韦縠《才调集》成书于五代后蜀时期,《才调集》除了体现选家韦縠对五代西蜀文化的接受外,更体现了韦縠以“五代西蜀文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乃至“词坛”进行的反思。延续着韦縠对于五代诗坛的种种反思与期望,《才调集》的风格体式在后世取得了越来越多文士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