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过程中,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随着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并走向公众化成为上市公司,往往要聘请经理人管理企业,代理问题就日益凸显,导致财务治理问题频发。因此,聚焦经理人的权责利配置,以及对其管理决策的影响,可以说是探究和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关窍所在。在我国独特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下,观测民营企业经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将有助于厘清其权责利配置。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关注到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中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根据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企业必须选任唯一的自然人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享有直接经营管理的职权和对外代表企业的权力。同时规定,当作为法人的企业面临民事和刑事诉讼时候,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一旦满足责任要件,则必须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给予了民营企业选择法定代表人任职来源极大的自主权。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可以选择是否给予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这一独特的法律身份。根据制度分析,本文认为民营企业经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其意味着经营管理权限和个人法律责任的双重叠加,尤其是个人法律责任的加重,这是在其不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时不可比拟的。因此,当民营企业经理人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面对较重的个人法律责任时,必然提出相应利益诉求,作出不同的管理决策,以此获得补偿或规避风险。基于此,本文以2006~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聚焦公司治理中的财务维度,以“薪酬风险补偿——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投资决策实体效应”三个财务问题为线索,循序渐进地探究了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对民营企业的财务治理效应,具体如下:首先,恰当的薪酬契约,是激励经理人、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从薪酬契约设计的角度,本文探究了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时是否获得了薪酬的风险补偿。研究发现,经理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法律责任增加的同时获得了风险补偿,即薪酬水平更高,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进一步分析得出,经理人为外部空降、企业前期存在诉讼经历、对外提供担保、经营风险加剧时,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说明当企业风险较高时,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会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降低业绩考核压力。更进一步的检验证明,若公司真正被提起诉讼,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经理人更容易被解雇。其次,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基于民营企业信息披露的角度,本文探究了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对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经理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盈余管理程度更低,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说明在两权分离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经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体现为个人法律责任的增加,为了规避风险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分析得出,当经理人为外部空降、无家族背景以及公司有诉讼经历时,经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积极影响更显著。说明当经理人个人风险敏感、企业风险较高时,法定代表人身份对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的影响更显著。区分盈余管理方向后发现,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要是通过抑制正向的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再次,基于投资决策的角度,本文探究了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对企业投资决策实体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经理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非效率投资的程度更低,公司的投资效率更高。并且,法定代表人身份对经理人投资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了过度投资,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当经理人由外部空降任职、无家族背景,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过度投资程度更低。当企业面临的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时,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过度投资的程度减少,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更进一步的检验证明,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与代理成本、超额在职消费显著负相关,法定代表人身份影响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是抑制了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最后,本文总结和归纳了主要的研究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有关的建议。总体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财务治理效应,体现为优化财务信息披露行为与投资决策,提高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本文的研究创新与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创新性地检验了法定代表人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实际影响,并提供了财务维度方面的经验证据。现有研究集中在法学文献对法定代表人制度废立的规范性讨论,本文从实证研究获得的结论对法定代表人制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第二,本文立足法定代表人身份这一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特征,将管理层权力与责任的研究,聚焦到经理人个人的视角,为经理人代理问题的缓解提供增量贡献;第三,本文从具体的法制设计出发,以经理人个人法律责任的角度丰富了法与金融相关理论和文献。以往延续法与金融的文献普遍关注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法律环境制度的差异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文的视角则深入到具体的法律条款,探索和讨论了以个人法律责任为代表的法律因素对企业层面的影响。法律制度建设与公司内部治理的联结,可以通过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制度安排实现,进而优化民营企业信息披露与财务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