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作为近代西方行政体制现代化的产物，在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维度上进行了改革创新，注重公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行政技能，并以制度化得方式将选拔、升迁和调任。有别于传统政治中的“通才行政”、现代行政决策中的“专家行政”、以及非常规的“运动治理”，文官制度以政党政治为基础，旨在建立常业化、专业化、中立性的文官团队，应对日益复杂的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中国传统“科举制”亦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并且对于西方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科举制度旨在选拔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而非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其注重儒家学说的考察，而非行政技能的测试。在制度化方面则是稳步上升，确立了科举的正统性。自清末新政之后，中国创构文官制度的努力一直持续，并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推崇。但是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命运一致，文官制度几经跌宕，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强调政治忠诚高于专业技能，文官制度几被窒息。新政权在面对行政官僚化时，没有制度创新的经验和勇气，试图通过思想改造的手段克制官僚体制的弊端；并发展出以“群众治理”替代官僚体系的尝试，通过发动文革的方式夺取被官僚窃据的政权，并以失败告终。当下的行政人事制度虽然专业性有所增强，但是仍未摆脱传统窠臼、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文官制度仍是镜花水月。中国未来文官制度的创构，取决于政治家的魄力、现实行政的压力、公民社会的动力；但是不免受制于意识形态局限、经济利益掣肘，其前景仍是未知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