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是伴随着生态压力转移的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行为或类型。对迁入区的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土地景观利用结构和类型，理论上会产生显性或隐性生态风险。文章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景观生态学和生态风险等理论为指导，以红寺堡区为例，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5期Landsat TM影像为数据源，运用ArcGIS、ENVI技术、Fragstats景观分析软件和Geoda空间自相关软件等集成技术方法，研究了生态移民安置区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问题。研究结果显示:　　(1)红寺堡区土地景观要素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草地，占比达58％，其次为耕地，占比为32％。面积最小的是未利用地和水域。研究期间内草地面积减少，其他土地景观要素面积都呈持续增加的态势，尤其是耕地面积增加最多，其次是建设用地，土地景观利用面积的变化反映出红寺堡区建设和发展的趋势。耕地、未利用地、沙地是研究期内动态变化较大的土地景观类型。且这三类土地景观和草地之间转换较为剧烈。水域由于本身面积的限制，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活动最微弱。各类土地景观变化较为复杂，总体而言，红寺堡区土地景观正朝着破碎度、异质性程度增加的趋势的发展。　　(2)红寺堡区土地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研究初期被高度风险区、较高风险区所覆盖，到研究中末期（2005-2015年）风险区由较高风险和中等风险区所主导，高度风险区面积减少，低度风险区面积增加，生态风险开始呈“纺锤”型结构分布。从生态风险区分布变化来看，高度以及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红寺堡区的中北部、西南部分，大致对应红寺堡镇、柳泉乡以及太阳山镇的中北部和大河乡的西南部。生态风险低值中心以红寺堡区的中南部即新庄集乡的中部最为明显，其次在太阳山镇与柳泉乡镇的东部边界处。　　(3)红寺堡区土地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存在着一定的集聚效应。1995-2015年MoransⅠ值有所波动，除2000年MoransⅠ值最低为0.3494外，其余各年份的MoransⅠ值均保持在0.4500以上，2015年MoransⅠ值最高，为0.5126。MoransⅠ值的波动变化代表了红寺堡区不同时期的空间趋同性变化状况。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指数分布以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类型分布为主(L-L)，低-高集聚(L-H)和高-低集聚(H-L)分布现象不明显。高-高集聚(H-H)主要分布在红寺堡区的北部和西南角，低-低集聚(L-L)则主要分布在红寺堡区中东部，高-低集聚(H-L)和低-高集聚(L-H)零星分布在高-高集聚(H-H)和高-低(H-L)集聚周围。　　(4)针对红寺堡区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异规律，科学选址移民安置区，合理规划移民人口容量;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建设现代高效节水型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扬黄灌区和小流域资源管理;因区制定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