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中西文化发生强烈撞击的背景下,作为“他者”的西方进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西方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包括欧美各国和亚洲的日本以及西方人在东方国土上的殖民地和租界区域。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加速了中国社会由“旧”向“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文学叙事中,西方以各种不同的西方形象出现在晚清小说中,作家们因为身份、气质和文学视角各异,小说中被塑造和描述的西方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形象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于西方的独特认知,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同一时代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特点。西方形象是作者在言说“他者”的同时,对自我社会和文化的看法。本论文通过对七位1900年代中国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个案研究,梳理出不同作家在小说中对西方形象的书写,考察了作者书写西方形象的方式以及原因,发现190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基本上呈现被“美化”的总趋势,与现实中真实的“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正是作者独特情感体验的综合外在表现。西方形象不仅是社会内容镜像的反映,而且还是作者对“自我”与“他者”内在关系的深入思考。虽然文本中的西方形象以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呈现出灿烂多姿的形态,但其精神内核与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和“启蒙”两大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作家在描写西方形象的过程中,采取西方形象“本土化”的叙事策略,反映出作者的文化身份,以“为我所用”的文化心理模式来塑造其视野中的西方。向西方学习不仅是作家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是特殊语境下时代的选择。中国不仅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物,而且还要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所以在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三类西方形象：西方器物形象、西方人物形象和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西方器物形象以两种形式被描绘,一种是复制现实生活中由西方先进科技所生产的器物,这类器物因其精巧、便捷和独特的实用价值在中国人生活中较为普遍出现,为中国人所喜爱。第二种是作者基于对一定西方科学技术的认知基础上所产生的幻想,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勾画了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器物,这类器物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中,但并不陌生化,有一定的器物原型,表达了作者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美好想象,对未来中国国力强盛的具体勾画。西方人物形象是1900年代中国作家重点描写的对象。作为小说故事中不可缺少的行动素,可分为丰满的圆形人物和单一的扁平人物。作家视野中的西方人物形象也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以模糊的形象出现的“洋人”或“外国人”,在故事情节中具有蛮横、势力、傲慢等特点,为作者所憎恨,因此在作者的嬉笑怒骂中被赋予负面色彩,这类西方形象在谴责小说中最常见。作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对西方反面人物进行漫画式的艺术加工,间接反映出作者民族危机的焦虑感。另一种西方人物形象在文本中被具象化,他们大多以光辉的西方学硕鸿儒或杰出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对于风气不开的中国人进行说教和启蒙。具有启蒙者的神性色彩。作者试图借助此类西方圣贤人物来解决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寄托了作家对国家民族何去何从的深度关切。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在1900年代中国政治小说中有所描述,而且大多采用政论的方式,缺少一定的文学性,但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是政治小说家抒发的政治理想,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190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体现了民族自身对“自我形象”的一种想象,既是一个发现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的过程,折射出创作主体的自我形象,表明作家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民族文化与身份的重新思考。受个体的心理机制与文化主体特殊性的影响,不同时代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身份的认识是有差异的。不同于后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的“西方”的崇尚和学习,1900年代小说家对于“西方”和“西方形象”的感情是复杂的。1900年代中国晚清小说对“西方形象”的描述与呈现,有着文化利用的深刻需要。“西方形象”作为一种强势的异质文化,其传播、移植和接受必然要经过传统文化、民族审美传统和社会政治需求的过滤和转化。作为民族文化重建的方案之一,那时新文学作家自觉地对“西方形象”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与改造,使其符合中国自身需要。他们或从进步的、审美的视野表现西方,运用“他者”视角揭露病态的社会和人生,并以西方的话语系统来反思和批判传统,重构现代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或从个人与传统、情感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审视西方,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突破自我东方主义限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