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处于社会的基础层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说是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相始终的。地方秩序化、组织化的过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和乡村治理也紧密结合在一起。地方秩序化、组织化的过程,就是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过程。地方秩序化、乡村治理的改革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与路径依赖,一为国家取向,二为社会取向。国家取向路径源出于国家主导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传统,社会取向路径则出之强调社会独立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传统。国家取向路径强调在地方秩序化和乡村治理改革中完善官僚体制;社会取向路径则强调直接民主和村民自治。基于对现实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批评和不同的理论基础取向,形成了“县政、乡派、村治”、“乡治、村政、社有”、“乡政府改乡公所,村镇并列自治”、“建立大农村社区”等路径选择。实践表明,在地方秩序化与乡村治理改革中,片面强调国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或强调地方的绝对自治的简单做法,都将因每一取向固有的内在缺陷的影响而适得其反。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需要将理性政府的建设和地方直接民主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模式与路径依赖价值与实践向度的研究,有单一和复合两种途径。依赖于理想假定的,往往是单一向度,而现实中通常是复合实践向度:多种模式与路径选择的综合体。本论文的案例分析就是模式与路径的复合实践。基于多元化的价值向度和复合实践向度,结合中国经济发达乡村的治理改革经验和社会实际,笔者认为,通过对地方自治能力的培育,建立起能人治理和制度化治理、权威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将是中国农村治理变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