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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海和香港构成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那么对解放后的张爱玲来说,上海、香港、美国有她的三地情缘,她后来最重要的中长篇创作,《十八春》、《小艾》,《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半生缘》,就分别写于这三个地方。看张爱玲这三个阶段的创作,颇有风云突变之感。从《十八春》、《小艾》到《秧歌》、《赤地之恋》,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论调转变得毫不含糊。到《怨女》和《半生缘》,好像又回到了“流言”、“私语”时期的张爱玲,关于大时代小儿女的诠释。然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我看到的仍是或隐或显的不变的鲜活的张爱玲。本文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论述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在三地的三个创作阶段,主要在争议之作和改写之作对照的论述中,寻访张爱玲的影子,探究张爱玲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及其原因,同时穿插上海、香港、美国三地对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深刻影响。
在对《十八春》、《小艾》和《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中,地缘对立划分十分明显,以致影响了对这两部分作品的基本判断。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学者一般认为前者“言不由衷”,乃“生活所迫”,后者才是张爱玲的心声;而内地学者大多认为前者有张爱玲的“真诚欢迎”,后者是香港美新处授权的作品。而我更愿意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来思考这几部小说的得与失。而通过《小艾》、《十八春》和《秧歌》、《赤地之恋》,《金锁记》和《怨女》,以及《十八春》和《半生缘》的比较阅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张爱玲生命和艺术沉潜的轨迹。像张爱玲这类文由心生的作者,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留下了当下的生命体验,这在《金锁记》和《怨女》的比照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张爱玲研究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从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各种西方文论的运用,“张学”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然而,由于惯性思维和史料的缺乏,解放后的张爱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研究,而且海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已形成固定模式,未能真正回到文学本身,还张爱玲真实面目。另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张爱玲进行多种阐释,给“张学”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已经对文学研究构成某种“威胁”,在不断消解张爱玲研究的“文学性”。事实上,许多论者认为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期在四十年代,对解放后作品的价值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低估。本文正是针对现有研究之不足,从一位热门作家的不太热门的角度出发,以期更完整地把握张爱玲一生的艺术追求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