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海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客观存在，其历史渊源可以上溯至希腊城邦时代，甚至更早。就其本质而言，海权是指对海洋，特别是对公共海域进行控制和利用的能力，就传统意义而言，主要是指远海。自1890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海权论”以来，关于海权的理论学说就正式成为一个战略流派，同时也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史。自马汉以后，科贝特、戈尔什科夫、莱曼等人以不同的名称对海权的要素、影响、构成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论述与研究，使海权更为世人所知。　　 从后冷战时代海权的内涵来看，海权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进的。当国际关系史进入后冷战时代，海权这个历史悠久的社会客观存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海权进入后冷战时代是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新军事变革(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观逐步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发展演进的。其要素、构成、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后冷战时代海权的要素由海洋地理条件、国民经济对海洋的需求、国家安全对控制海洋的需求、国家政治层面对海洋的需求、国家战略决策层对海洋的重视等构成。后冷战时代海权的构成包括：海上军事力量、海洋管理机构、海洋产业体系、海洋法律体系和海洋科技实力以及海洋战略、海洋意识等。　　 就后冷战时代海权的技术形态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海权发展演进的巨大动力之一。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进入了信息社会，战争的技术形态也随之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机械化战争时代向信息化战争时代迈进。作为现代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军也因此向信息化时代迈进，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美国海军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美海军在战法思想、军事技术和编制体制等方面为打赢信息化时代的战争进行了调整，已经成为一支信息化的海军，并在冷战后的局部战争中成功地进行了战争实践。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海军，比如中国海军与英国海军等利用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自身资源进行了整合。从技术形态的角度来说，后冷战时代海权已经开始具备信息化的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息化是一柄双刃剑，在使冷战后时代的海权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削弱了海权本身。　　 就后冷战时代海权的规模范围而言，战争的主要形式、作战模式和战场对海权的影响巨大。冷战结束后，高技术局部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战场空间横跨海陆空天电五个维度。这种变化首先对海权的规模产生了影响：一体化联合作战使控制海洋的维度从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向五维空间发展；以信息技术牵头的军事高科技使海洋控制从平面半立体走向立体，从三维走向五维：而一体化的战场空间要求海陆空天电各个作战维度空间的军事力量协调一致，统一行动，这些因素使海权的规模开始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三维空间向信息化时代的五维空间发展。战争的变化同样也对海权的范围产生了影响：冷战后世界海军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战争集中在沿海地区；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海军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具备为联合部队提供战略海运、海上防御和对陆纵深打击能力。军事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进行引领的导弹技术的进步使海军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常规战略性打击成为可能。上述影响使海权的范围开始从远洋公海扩展至沿海地区并直抵大陆纵深。后冷战时代海权在规模范围的变化不但完成了理论探索，也进行了战争实践。　　 从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变化来看，则是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双重影响的。后冷战时代海权的地缘政治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海权的轴心地带由从前的大西洋转向太平洋。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与美国一起成为世界海权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在中国发展海权的三个关键战略区域：台湾、南海和印度洋进行“岛链”封锁，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的海权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海权观、战略海权观、复合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的主体。　　 冷战的结束使海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还在深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