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于2003至2015年间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2143.5万吨,较2003年增长了44.28%。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资源与环境约束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日益突出等问题,使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只有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才能有效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为贯彻实施“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等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农业技术采用特征及其效应,对于加强政府农业技术推广调控指导,加速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只有被农户采纳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才能切实转化为生产力,作为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流发展形式,专业大户在保留以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特性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农业经营存在的“低、小、散”等问题,并且在农业技术采纳应用方面,专业大户通常能发挥较强的带头示范作用,因此从微观层面研究专业大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及其效应,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以及推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湖北省水稻生产为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究了农业技术采用及其效应,围绕“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时空演变特征”、“技术采用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的空间效应”、“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技术采用的推广效果差异”以及“种稻大户不同生产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比较”等几个方面问题依次展开研究。首先,结合相关文献和我国农业发展国情,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其次,从宏观层面上,通过构建技术采用综合评价指标,分析了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技术采用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的空间效应。然后,从微观层面上,对湖北省种稻大户经营特征、生产技术需求特征、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特征和生产技术采用环境特征展开描述性分析;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主要因素,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一步探究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差异;在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测算种稻大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生产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对策建议。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采用按其波动规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96～2001年、2002～2006年和2007～2014年,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受育秧栽培技术、化学调控技术采用水平的共同作用,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采用逐步形成“两边高,中间低”的布局,其中水稻育秧栽培技术采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整体明显改善,到近些年大面积回落两个阶段,而水稻化学调控技术采用水平较高区域则逐渐向鄂西南方向聚集。水稻综合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农技承包人员有效密度与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采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种植业产值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户经营规模以及分属丘陵平原农业区均对水稻综合技术采用正向影响显著。(2)考虑农机跨区作业背景下,生产技术采用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的直接和空间影响都经历了由不显著到显著的演变。2001年以前,生产技术采用与湖北省水稻生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2001年之后随着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增产、省力、易操作”的化学调控类技术,生产技术采用开始对水稻生产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而且水稻生产技术采用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上略微滞后于其对本地水稻生产的正向影响,说明周边地区农户通过接触考察后进行模仿、学习,进而促进增产型水稻生产技术的传播扩散。另一方面,由于大中型农机自2004年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后才开始显著增加,2006年之后农业机械总动力才逐渐开始对湖北省水稻生产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但在湖北省市(州)层面下,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本地水稻生产的正向影响愈发显著,其对周边地区水稻生产却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挤出效应。(3)利用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经营和技术采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务农劳动力的年龄及文化水平结构有待优化,目前湖北省种稻大户的年龄层主要集中在45-65岁,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使得粮食生产整体活力不足,且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较传统小农户,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善;(2)较小规模种稻大户的耕地细碎化问题较为严重,由于较小规模种稻大户的转入土地主要来源于周边邻里或亲戚的租借,通常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租借的随机性无法确保耕地位置的统一,地块分散更为严重;(3)土地流转不畅是制约种稻大户进一步扩大规模的重要因素,农户不愿转出土地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部分农户“恋地”情结严重,二是“失地”农户的安置问题没能得到很好解决;(4)种稻大户技术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对“网络”等新媒体渠道的有效利用明显不足;(5)种稻大户补贴“到位”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寻租行为,才能促进粮食补贴更好地发挥其功能。(4)种稻大户不同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与良种技术采用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务农劳动力数量与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显著负相关,但与良种技术采用行为显著正相关;家庭成员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与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显著正相关,与良种技术采用行为显著负相关;种稻大户技术采用风险偏好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良种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经实证结果验证,农户参与农技培训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确实存在,评估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作用效果时,需对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此外,比较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效果差异发现,相比大规模种稻大户,参与农技培训对较小规模种稻大户的技术推广效果表现更佳。(5)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良种技术采用对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机械投入与水稻产量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考虑种稻大户基本实现“100%水平机耕机收”,机械投入对种稻大户水稻增产边际贡献达到瓶颈;户主受教育水平与技术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通过学习相关技术知识来实现各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种稻大户技术效率得到明显改善,不过这并不否定较小规模种稻大户仍存在极高效(技术效率大于0.95)生产的比较优势。不同规模种稻大户采用适宜性技术的“增产”、“增效”效应更加显著,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在大规模种稻大户中表现更佳,即100亩及以上规模种稻大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后的亩产平均提高114.32斤,技术效率平均提升0.0676。而良种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则在较小规模种稻大户中表现更佳,30～50亩、50～100亩规模种稻大户采用良种技术后的亩产平均提高54.74斤和64.03斤,技术效率平均提升0.0274和0.0205。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采用宏、微观视角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农业技术采用及其效应。由于宏观技术采用水平难以量化,已有研究大多从微观视角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其效应,本文以湖北省水稻生产为例,通过构建技术采用综合评价指标,实现从宏观层面探究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从微观层面分析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效应,不仅能为加强政府技术推广宏观调控指导提供决策依据,而且能为促进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提供可行性思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2)针对种稻大户这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已有关于传统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系统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的文献仍有待补充,完善这方面研究对于推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农技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考察种稻大户不同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前提下,分别从“增产”、“增效”两个角度分析了种稻大户技术采用效应,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3)科学客观地评估了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作用效果。已有研究在考察参与农技培训对农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时,通常简单将是否参与农技培训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Logit或Probit模型,忽略了二者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参与农技培训的农户通常本身就具有更强烈的技术采纳意愿,导致高估农技培训带来的技术推广效果。此外,也少有研究关注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技推广效果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剔除了内生性问题干扰,并深入考察了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差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