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以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家詹明信作为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批判问题。詹明信既对语言本身作了批判,又将语言作为批判工具展开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詹明信对语言进行的批判和通过语言问题对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是一种双重批判。不妨说,詹明信以语言批判为起点,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归宿,实现了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　　 詹明信将语言作为一种模式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语言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因为语言模式和社会实践模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在此条件下,詹明信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作模式去分析各种不同的文本时,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针对不同的文本,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有些文本而言,女性主义话语、精神分析话语等更具有针对性。　　 詹明信吸收了不同的理论资源来分析不同的文本,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政治无意识。比如,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拉康的精神分析等。在此基础上,詹明信认为文本有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就是文本的语言符号,深层结构就是文本背后的断裂、压制、异质。他提出,文学/文化批评家的任务就是从文本表层结构挖掘出其深层机制的运作。我们挖掘文本深处的政治无意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揭示文本背后的历史的真实。在詹氏看来,文本背后的真实就是拉康所言的“现实级”,我们可以无限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到达那个真实。　　 詹明信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之间的对话主要集中在结构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上。詹明信承认结构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他不承认主体性。我们认为,既没有无主体的结构,也没有无结构的主体,结构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结构是主体创造出来的,反过来,主体也受到结构的限制。　　 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詹明信提出元批评诠释学,即否定诠释学和肯定诠释学。否定诠释学就是文本的意识形态;肯定诠释学就是文本的乌托邦幻想。在他看来,文本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辩证法。文本因而是一个阶级话语对立的空间,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竭力表达自身的意识形态,以维护统治;非主导阶级则力图破坏这种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获取自身的存在。这种文本深处的斗争在文本表层通过语言符号实现了象征性的解决。　　 詹明信的语言批判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我们既要认识到詹明信给我们的洞见,也要认识到其理论的不足之处,这样会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认为,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加深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