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穆旦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偏颇：一是过分强调外来资源对他的影响，而忽视了他对本土资源的融合和超越。表现为：缺乏穆旦与本国诗人关系的研究成果。二是偏面强调了艾略特、奥登等的现代主义对他的影响而忽视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本质；在承认他早期的浪漫主义的同时，直线式地认为穆旦在四十年代的诗艺探索中，由浪漫主义进展为现代主义。于是穆旦被简单地指认为现代派、现代主义诗人。 事实上，浪漫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穆旦的生命体验和诗艺探索的全过程。 一、“新的抒情”的理论。这个理论一体二面，其一是要诗人写出“血液的激荡”(激情)来“鼓舞人们去争取那光明的一种东西”；其二要诗人写出“理性”，不能只是“过多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如果说“激情”还只是与时代同调的话，那么“理性”的一面才真正体现出穆旦浪漫主义的独特之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融合，其中也留有艾略特、奥登的“机智”的痕迹。 二、诗人以睿智和怀疑来烛照现实、历史和自我，把诗与思相结合，不断探求着、行动着，表现了一种直面黑暗的清醒和绝不妥协的浪漫主义战斗精神，并获得了中国新诗史上并不多见的形而上的知性品格。 三、穆旦以一种“叩问存在”的勇气，诗性地体悟了“文革”中的荒诞的人生遭际和身不由己的悲哀处境，诗人洞穿了一切虚伪和瞒骗，直达生命的本真：生命中不再充斥着喧哗与骚动，而是遍尝人生五味后的洞达，是尘埃落定后的顿悟；诗人抹去了生命与诗的界限：诗歌不再仅仅是一种审美形式，同时也是诗人燃烧生命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因此穆旦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是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中国化了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浪漫主义既有“理性”又有“知性”还有着“诗性”。他的诗作堪与世界一流作品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