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府职能、政府问责、公共预算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现代民主社会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一切权力源自于人民的授予。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代理人民管理国家，由此建立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合法地汲取和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并履行管理国家、服务人民的职能。　　然而，在公共财政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背景下，由于人民与政府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府“经济人”意识的存在，引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公共支出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拥有滥用职权、利用公共支出牟取私利，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机会。因此，为了确保政府对人民负责，有必要构建一定的责任机制，通过政府问责来监督和促进政府履行公共财政受托责任，并致力于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作为控制和管理公共财政资源的公共预算，因其具有财政授权与责任约束的双重功能，进而成为了最理想的问责工具。　　在理论指导与国际实践的启示下，中国也开始尝试运用公共预算实施对各级政府公共支出行为的控制，以监督和促进政府服务职责的履行。尤其是自1999年以来启动的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公共预算改革，强化了预算的控制功能，改善了财政纪律，优化了预算资金的分配效率与运作效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对于实现有效支持责任政府建设的目标而言，当前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因此，在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对政府问责与预算改革开展基础性与前瞻性的研究，探讨通过构建良好的预算体系，以实现有效的政府问责功能，促进政府服务责任的履行，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理论研究和国际实践均表明，民主社会中，经济责任和服务责任是政府公共财政受托责任的两个主要维度:经济责任主要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资源通过对宏观经济实施逆周期的干预措施，以矫正市场失灵所引发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维护和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服务责任主要体现为在资源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政府充当公共资源的配置主体，通过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来弥补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失灵，并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揭示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经济人”意识的存在，政府在履行职能的同时，存在违背公共财政受托责任的风险，并导致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府拥有滥用职权、利用公共支出牟取私利，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可能。因此，为了减少政府滥用职权和公共财政资源并造成有损于公共利益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公共财政受托责任的履行，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指出需要对政府实施问责。　　在理论的指导下，各国相继开展了政府问责的实践，并形成了以权力制衡为主要特征的政府问责模式。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更是将政府问责的重心指向了公共服务，并聚焦于服务的绩效与结果。政府问责的国际实践与发展趋势也给予中国的政府问责改革以重要的启迪，即政府问责需要强有力的权力机构，问责的重点在于公共服务，焦点在于服务的绩效和结果，公共预算应作为政府问责的重要工具。　　作为阐明政府法定义务和责任的工具，公共预算在促进政府向人民履行公共财政受托责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公共预算承担着对政府支出行为进行财政授权的功能;另一方面，公共预算承担着对政府支出责任进行约束的功能。公共预算功能的两维特性促使其成为政府问责的理想工具。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也表明，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政府治理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型，促进了政府治理的高效和负责。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各国纷纷将政府问责的重点指向了公共服务的绩效与结果。由此，公共预算改革的重心也需要随之转型。为了实现对服务问责的促进作用，公共预算需要通过财政授权和责任机制两个维度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通过明确财政授权功能，引导财政资源配置到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亟待改善的服务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责任约束机制，发挥预算的控制功能，确保公共财政资源支出的合规，提高公共财政资源使用的绩效。　　公共预算问责功能发挥的效力依赖于四个重要的因素:预算的全面性、预算能力、预算信息的披露、预算的公民参与。以此为基础，民主进程和现代预算制度建立较早的一些OECD国家形成了以绩效为核心的预算体系。而对于财政纪律仍显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制国家而言，在培养合规性文化的基础上，实施绩效导向的预算是目前可供考虑的一种选择。这就要求在推进预算全面性、提升预算能力、深化预算信息披露和拓展预算的公民参与的基础上，将传统的条目预算管理改革为规划预算管理，并将绩效导向的方法融入预算过程，以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　　在建立了现代预算体系后，虽然OECD国家及部分转轨制国家预算管理改革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的具体措施有所差异，但是近期的预算改革发展趋势体现出几个共同的特点:公共支出的结果导向、公共服务的责任导向、预算分配的规划导向和预算决策的参与导向。以结果导向的预算模式为核心的预算体系的改革，大大拓展了政府支出责任的范围，有助于提升公共支出的绩效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结果。西方国家近期的公共预算改革实践也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启迪:首先，预算改革必须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次，预算改革必须推动责任政府的建设;再次，当前中国转向绩效预算模式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后，现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在确保合规性的基础上引入绩效导向。　　为了加强政府公共财政受托责任的履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推行了一系列的公共管理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履行经济责任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施政重心。各级政府纷纷将“GDP”作为考核次级政府施政业绩的主要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支规模的持续快速增加，并在经济发达地区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　　然而，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低效率增长方式面临着难以持续、亟需转型的局面。与此同时，多年来以经济问责为主的增长模式也导致了重复建设大量增加、政府债务急剧攀升、“软性”公共服务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突出等问题，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型形成了潜在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然而，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一系列矛盾的焦点都指向了公共服务，由此也表明将服务责任作为下一时期政府的核心职责，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进而，经济问责向服务问责的转型也成为下一阶段政府问责改革的核心任务。　　在理论指导与国际经验的启迪下，结合现实国情与发展特点，中国政府也开始尝试通过财政改革以促进政府责任重心的转型。通过在财政领域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在增加了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汲取能力后，近期以来，中国政府将财政领域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预算管理，并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上世纪末期启动的公共预算改革，强化了预算的控制功能，改善了财政纪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在财政部的支持与引导下，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对公共支出实施绩效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预算资金的分配效率与运作效率。然而，以服务问责的视角审视中国前一阶段的预算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预算的全面性不足、预算能力薄弱、预算信息披露欠缺、预算的公民参与有限。　　因此，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型的战略背景下，为了支持经济问责向服务问责的转型，并在服务问责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需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借鉴国际经验，以政府职能的转型为主导，以政府问责的转型为主线，以提升预算的全面性、加强预算能力、深化预算信息披露、拓展预算的公民参与为主玫方向，在培养合规性预算文化的基础上引入绩效导向，继续深化改革，以有效地监督和促进政府履行公共财政受托责任，为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及时、足量、优质的公共服务。　　循此思路，本文将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首先，绪论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总结和评述国际与国内的研究现状，界定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列示本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归纳研究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政府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国际实践。首先阐述政府问责的主要理论基础，然后介绍政府问责的国际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政府问责发展的国际趋势，及其对中国政府问责改革的启示意义。　　第二章，中国的政府问责转型:从经济问责到服务问责。首先阐述经济问责与服务问责的联系与区别，继而分析和探讨中国的政府问责转型，包括从经济问责向服务问责转型的必然性与可行性，以及当前时期转型所面临的制约。　　第三章，政府问责转型中的公共预算。首先阐述公共预算是政府问责的理想工具这一观点，接下来探讨公共预算如何在服务问责中发挥这一功能。　　第四章，服务责任导向的公共预算改革:国际实践与启示。选取处于公共预算改革不同阶段的西方国家作为案例，归纳和总结预算改革的一般规律，阐述预算改革的国际趋势，探讨预算改革的国际实践对中国预算改革的启示意义。　　第五章，服务问责视角下的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现状与困局。基于公共预算的实施基础，从预算的全面性、预算能力、预算信息的披露、预算的公民参与四个角度分析和探讨前一阶段中国的预算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　　第六章，改革要点与策略。基于预算改革的现状以及政府问责对公共预算的要求，给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公共预算的改革要点与策略。　　本文主要运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支撑。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政府问责以及预算改革的国际实践进行分析和归纳，在总结发达国家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其发展趋势，并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总结了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此外，实证研究法还运用于对中国预算改革现状的审视部分，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本文总结了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成就与不足，并进一步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探讨了下一阶段改革的方向与要点。　　有关经济问责向服务问责转型的阐述与分析部分，本文主要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基于文献研究，归纳和整理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阐述了服务问责与经济问责二者的关系，探讨了经济问责向服务问责转型的必然性、可行性以及转型所面临的挑战;规范研究法更主要地应用于阐述公共预算对于政府问责转型的作用部分，通过对诸多文献的归纳分析和逻辑演绎，本文提出公共预算是推动政府问责转型的理想工具这一观点，并对如何促进预算在服务问责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两个层面有所突破和创新。首先，以政府问责的视角切入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研究，剖析和阐述政府职能、政府问责、公共预算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丰富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其次，研究观点的创新包括:提出公共预算是实施政府问责的理想工具这一观点;提出在将现行条目预算改革为规划预算的基础上，通过将“结果链”绩效评价体系融入预算过程的方式以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提出从合规责任与绩效责任两个维度构建“服务问责型”的政府预算报告模式。　　公共预算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体制、制度、法律、程序、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囿于本人学识有限，且对政府预算工作的实践感知尚少，因此，研究观点难免偏颇甚至出现谬误，敬请诸位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