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背景下,文化误译作为一种独特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有其必然性,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所言：“误译能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异质文化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有意识地误译通常是为了强行引入或介绍外来文化,或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谢天振,1999)。此乃翻译文化研究的交集点。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界涌现“文化转向”以来,中外学者对翻译理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异语间的简单转换,而且涵盖了一些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重要外在因素,涉及到了人与人之间交际问题。由此可见,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属于伦理活动范畴,伦理涉及到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道德准则,翻译则渴求伦理来对其进行规范指导。究其发展史,翻译研究大致历经了语文学、现代语言学以及文化学三大阶段(潘文国,2002：257-265)。在经历了文化学热潮之后,不少西方翻译学者如：安托瓦纳·贝尔曼、安东尼·皮姆和劳伦斯·韦努蒂等提出了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并引发了翻译界热议。继而,他们就翻译伦理各抒己见,其中安德鲁·切斯特曼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五大翻译伦理模式,分别为再现伦理—再现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图和文化；服务伦理—翻译最终要符合客户要求,实现由委托人和译者共同商榷的目标；交际伦理—将重心置于跨文化交际下与“他者”进行交流而且突显了译者在“交互文化空间”中的职责；基于规范伦理—忠实于译入语文化规范,忠实于读者,满足于特定文化期待。除此之外,切斯特曼基于这四种伦理模式另增承诺伦理—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和誓言,力争优秀译作,成为一名优秀翻译家。他根据自己的五大伦理模式细述了当前对翻译伦理的看法,由此为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以及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译现象提供了多维度视角。本文拟从翻译伦理这一较新视阂来研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译现象并以美国学者葛浩文英译红高梁家族为例。本文通过将原文和译文中的具体事例来对比分析文化误译现象,同时阐明了文化误译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致使其有不同表现形式及不可避免性。葛浩文基于自己政治观点、译作翻译目的以及译作读者群,并从目的语读者和目的语文化角度翻译了此本小说,换而言之,译者认为当基于规范伦理和再现伦理产生冲突时应让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来进行协调。其实,红高粱家族中的文化误译现象也可看成一种翻译策略以遵守翻译伦理中的某种模式。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翻译伦理概述,介绍了翻译伦理之含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及述评。第二章简述了文化误译在国内外之研究,并阐释其定义及分类,接着引用事例探析红高粱中的文化误译现象。第三章从翻译伦理视角来阐明红高粱中的文化误译现象,分析导致文化误译的影响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存在致使文化误译在文学翻译中具有必然性。翻译伦理模式间本身存有冲突,也为文化误译留有余地,此时翻译伦理间的协调对于解决文化误译冲突显得尤为重要。第四章探析了红高粱中文化误译的效果,即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积极效果表现于丰富了异国间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知识,并提高了译者的伦理意识等,但消极效果则凸现了在翻译过程中原语文化意象在译语中的缺损,传达原作力度不够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的显现。同时指出了文化误译对翻译伦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结语归纳了全文内容。作者认为无论是有意误译还是无意误译都不应视为翻译主流。就红高粱中的文化误译而言,译者翻译时应至少遵循其中一种伦理模式。当伦理间模式产生冲突时应寻求其他伦理模式以协调矛盾,一般而言,译者会选择遵守基于规范伦理来指导其翻译行为,以满足目的语读者期待,并且也会遵守职业道德以期优秀译作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