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者对昆德拉的印象和解读是由两种截然不同且非常迥异的观点组成，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有过文革体验的年长一代读者阅读昆德拉时多是采用政治式的解读，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读者逐渐成了昆德拉文本的主要消费者，这从书籍庞大的发行量和多次再版得到证明。在这些读者看来，昆德拉的体验极具新鲜感，他笔下人物的流亡、背叛等生活态度成了这一代人追逐的时尚，“生活在别处”成为一句时髦的标榜自身的话语。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界火爆起来的杜拉斯和村上春树与昆德拉一起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小资和白领阶层的代言人，象征着一种普通大众所追求的高雅和品味，这和大量的通俗杂志所倡导的生活宣言密不可分。在学术界，昆德拉持续地被作为传统文学意义上的符号来解读，但在通俗的大众读者群中，昆德拉却成了另一番消费意义上的符号。传统的文本沦为彻底的文化工业复制品，这一现象巧妙地使昆德拉在中国陷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Kitsch（刻奇）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