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我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门派,禅宗绘画是中国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类别。南宋时期是禅画发展的兴盛期与成熟期,这一时期禅宗绘画题材广泛,各科具备,并有了许多超越其他绘画门类的发展与创造,对文人画、院画、日本水墨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学、图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南宋禅画的画风成因、发展背景、宗教思想以及艺术风貌。禅画是一种宗教功能与艺术风格并重的绘画类型,萌芽于唐代中晚期,成熟于南宋,延续至元代,明清时期逐渐衰落。禅画风格以疏放清淡的减笔、泼墨为主,创作群体以活动于临安(今杭州)一带的临济宗杨岐派禅僧为主,以法系传承、宗教仪式、祈祷辟邪、了悟禅机为主要创作目的。南宋禅画的主要类型是佛祖像,兼有山水、花鸟、走兽各科,佛祖像以出山释迦、观音、芦叶达摩、布袋、天台三大士、政黄牛、郁山主、三笑、四睡、朝阳、对月、禅会图为代表;其他以潇湘山水、泼墨花鸟长卷、龙虎、猿鹤、牧牛为典型。禅画诸相脱胎于对部分传统佛教造像的改造,并依据禅宗典籍对祖师形象特征的文本描述创作而成。同时受到了大慧宗杲禅师看话禅与疑情思想,以及三教合一、禅净融合、结社风气的综合影响。许多水墨画的题材与形式皆由禅僧所创,如元霭开墨竹画科之先风;仲仁始创墨梅;因师与温日观作泼墨葡萄,是现今最早的文献记载及作品流传;玉涧以泼墨山水的形式,借喻虎溪三笑与白莲结社的故事;元初郑思肖以无根之兰闻名,而宋末玉涧已有此类作品产生等等。此外,禅画中半身祖师像地绘制、画赞从左向右的书写方式、诗书画印的结合也具有一定的先锋意义。本文以孝宗退位为节点,将1127-1189年定为南宋禅画的发展期,代表人物是梵隆与智融;1189-1279年定为南宋禅画的成熟期,代表人物是梁楷、法常、玉涧。禅画的发展与成熟,是在文禅融合、逸风浸染、佛教造像禅宗化、禅门仪式及中日交流的大量需求等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到了政治格局、社会发展、地理环境、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南宋孝宗时期,政治清明、国家安泰,是禅画初兴的时期。以杨岐派大慧宗杲为首的临济宗风,充满着忠义气质与士夫情怀,这种精神底色贯穿于南宋始终。这一时期的禅画,类型相对单一,禅画家活动区域较为分散。画风多受北宋白描、水墨画的影响。相对稳定的巴蜀地区大兴佛教石刻造像,其中有许多具有禅宗品味的作品产生,为禅宗造像向卷轴画发展奠定了基础。孝宗禅位宁宗以后,南宋进入中期阶段,受五山十刹制度的影响,禅画家多集中于临安附近的禅院。许多蜀地僧侣向浙江汇集,巴蜀佛教造像逐步融入禅林绘画。加之经历唐末以来江南地带的逸风浸染,南宋中晚期以减笔、泼墨为主的禅画发展成熟。临安一带禅风炽盛,以径山主持破庵派无准师范禅师为轴心发展,积极参与书画创作与中日交流。这一时期对禅画的大量需求,促使禅画逐步走向程式化。南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形式,无论出自宫廷画手、文人士夫、僧侣道士还是民间匠人,皆有一股清逸、疏淡之气。这与整个南宋时期学术自由、重视教育,全民素养较高有很大的关系。两宋王朝崇尚文治,实行"寒门入仕"的政策,是思想活跃自由的历史时期。宋代科举制度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不受门第限制,任何阶级的优学者皆可入仕。南宋时期科举登科者以平民为主,南宋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急速的提高。禅画玄素、空寂的艺术风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滋养与发展。南宋禅宗绘画的艺术特征比较鲜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笔墨、题赞、布局及意境。笔墨以白描、减笔、泼墨为主,白描延承李公麟画风,以梵隆为代表;减笔与智融提出的"两笔论"一脉相承;以泼墨为主的罔两画风是禅宗"悦影观"的审美体现,减笔、泼墨法的代表人物是梁楷与法常。本文主要从这三个脉络对南宋禅画的笔墨风格进行梳理。题赞是禅画的一大特征,本文对画赞的分类、文体、布局、功能、人物身份、流传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提出"镜像画赞"的观点。禅画布局的显要特征是背景空简、主体浅淡居于中下方、题赞醒目位于上方。除了原始的布局方式,禅画在流传过程中多被人为地改造,重点是通过剖析收传方式的不同,以审视中日文化心理的差异。禅画的意境与禅宗思想、画家心性皆有深刻的联系,禅画创作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对应主要体现于泯绝无寄、刚柔并存、戏敬兼备三个方面。南宋时期,文人画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院画发展先于禅画进入成熟期。由于禅门与宫廷、文士群体交往密切,加之南宋绘画整体向水墨渲淡发展,禅画与文人画、院画在面貌、情趣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文人画中的许多艺术形式直接受到了禅画影响;南宋画院培养了大量擅长佛画的画家,并流传有许多具有禅宗意味的作品。虽然禅画与文人画、院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影响,由于背负着不同的艺术使命,加之人生理想、审美取向的差异,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南宋时期,院画、文人画、禅画三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对的工谨、放逸、疏简等差异,在大的历史环境下,它们之间又有着共同的发展趋向。绘画发展至北宋,加法已经做到了极致。南宋院画中边角山水的出现,减笔禅画的兴盛,文人戏笔的发展,都是减法在绘画形式中应用的突出表现。虽然南宋时期不乏一些细密的风俗画存在,但是在整个绘画史发展的主流趋势来看,北宋到南宋的过渡,是从繁到简的过渡;从厚重到灵动的过渡;从雄浑到冲淡的过渡。梳理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助于全面解析南宋禅画所处的人文环境、审美心理及其在整个美术史中的艺术地位。南宋禅宗绘画的产生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放眼整个佛教美术发展的大背景,将其与之相对应的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关联探讨,有助于更清晰全面地分析南宋禅画所处的发展阶段、典型形象的由来以及与北方禅宗造像的关联。对于相关考古遗存的论证,涉及石刻、壁画、陶瓷、青铜器、版画等方面。主要分析的类型有连身风帽式造像、花冠观音与数珠手观音造像、布袋与寒山拾得造像、善财造像、牧牛图造像、半身佛教造像、达摩渡海造像等。进而梳理出考古背景下禅画造像的两条发展规律:一是传播路线的规律,即发源于西域,流传于敦煌,连绵至中原,于巴蜀石刻中融入浓烈的禅宗色彩,最终被禅画所吸收。伴随着南宋中晚期禅画的盛行,许多样式相近的小型瓷塑出现于景德镇及中原地带。南宋中晚期,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产生了许多具有禅宗风貌的瓷塑、铜镜等艺术形式,一方面来源于中原禅宗文化的酝酿;另一方面受到了江南禅画的影响。二是造像类型的规律,即与禅画产生关联的造像类型,以雕塑为主,主要包括观音、布袋弥勒、罗汉三类。观音、弥勒、罗汉信仰具有广泛的信众基础,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雕塑与绘画的形式均适应不同场合、群体的供奉需要,所以具有较强的互通性。但是石刻、壁画不便挪动,多靠禅僧、工匠通过人口迁移与目识心记的方式传播,雕塑与禅画间的互相借鉴多局限于国内;而卷轴画有方便携带流通的特点,所以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禅画样式广泛传播到了境外,对金代艺术、日本水墨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对以上核心问题地分析论证,本文还以列表的方式,对南宋禅画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简明直观地梳理,主要有:南宋主要禅画家文献表;南宋禅画分类表;南宋传世禅画题赞、款印表;南宋僧人画家简表;南宋禅僧画赞简表等。最后,总结南宋时期禅宗绘画对后世禅画、文人画、日本水墨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探讨禅画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如垃圾堆赞的出现、水墨圆相的盛行、白纸赞的产生等等,整体反映出后世禅宗审美的极端化。进而对禅画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以及持续发展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