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负面礼貌的英中对比研究,以英语文化中的负面礼貌为重点。礼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意味着自我克制,对他人采取友好的态度。人际交往存在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礼貌成为人际交流的“润滑剂”,促进了人际交流的和谐有序。礼貌是人与人是合作基础上理性、和谐、智慧的表达。礼貌有多种表现方式,本文探讨的是负面礼貌的语言表达。礼貌和语言的间接性、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具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变迁,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当人们提到英语文化中的礼貌时,他们指的其实是负值礼貌,该词来源于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原则,是和正值礼貌相对而言的一种礼貌形式。负值礼貌是指言者意欲部分地满足听者的消极面子,维护听者的私人领域和自我决策的权利,主要以回避为基础,以尊重对方自主权利为主旨。负值礼貌强调交际者自身的独立价值的同时追寻合作与协调,是两者冲突中的有效均衡。作为一种“低语境文化”,人们想要表达的意义大多靠语言本身的明晰性来传达,而较少依赖语境,所以其语法实现在词汇、句式、语篇及结构方面均有所表现。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可避免受到社会形态和体制的影响。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个人与机构的关系,是语言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Brown and Levinson(1987)认为权力和距离是交际者选择某一言语发为表达是要考虑的要素。French and Raven(1960)区分了六种主要权力。权力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权利关系。社会距离的远近取决于他们各自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对方的位置、相互熟悉的程度和融洽程度。社会距离具有伸缩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英国拥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直接思维和间接思维相融合的思维方式,是对于“真”的追求和语言丰富情感表达的需要;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提倡,使得彼此互相尊重、避免强加成为一种做事准则:对个人隐私的注重,强调的人与人的距离感;做事注重礼仪的儒雅风格,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体谅。这些都促成了其负值礼貌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中国传统哲学与负值礼貌的行为规范有深厚的渊源。人们的处世方式长期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论语》中有“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应该是负值礼貌内涵的最确切的体现。只是封建伦理、集体主义至上原则及中庸思想将这种独特的礼貌特征儿乎覆盖,取而代之的是以卑己尊人为主要特征的谦和及中国人特有的“态度热情”。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在发生巨变,随着平等、民主的观念的不断提升和对个人独创性以及个人价值的重视,礼貌的表现已不再完全拘泥于传统观念,而是呈现出多元的表现形式,负值礼貌观念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体现,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表征。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于负值礼貌做出一个比较全面透彻的分析。收集语料包括Peter Grundy在其专著Doing Pragmatics中出现的生活实例以及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理智与情感》。中文部分语料来自作者日常生活中经验积累。本研究尝试从社会文化角度阐述礼貌的普遍性及文化特性、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语文化中的负值礼貌的实现、来源及意义。负值礼貌反映了个人独立与合作看似悖论的统一。通过阐述负值礼貌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指出其中的区别与文化共通性。礼貌概念的隐性和复杂性,礼貌对于人与人交际的理性指导作用,使礼貌问题之一直作为语用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提高人们社会交往中的礼貌意识,增进与英语文化的理解沟通。在强调差异性和多元的所谓“后现代社会”,负值礼貌有它独特的积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