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说认为我国恶意串通规则移植于前苏联,理论根源在大陆法系的“虚伪表示理论”,因此,在《民法总则》颁布前很多学者的观点是将恶意串通规则删除,引入大陆法系的虚伪表示理论。因此《民法总则》同时规定了两种规则,《民法总则》第146条新增通谋虚伪表示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理由之一,这又影响了我们对恶意串通规则的解读。但是,恶意串通规则与通谋虚伪表示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竞合,学界对其适用仍存在诸多争议,此次《民法典》出台,也未能解决这些疑问。故此,探讨恶意串通规则的司法适用,在《民法典》刚刚施行的背景下仍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本文的正文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恶意串通规则司法适用现状分析。在本部分中,笔者将以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涉及恶意串通的案例为研究对象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恶意串通的典型案件为素材,总结梳理当前恶意串通规则适用的司法现状及裁判观点,找到恶意串通在实践中运用的难题。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梳理分析,发现恶意串通制度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其疑难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二是恶意串通规则与虚伪通谋意思表示规则的界限。第二部分恶意串通的概念及构成要件。本部分笔者将对恶意串通的概念及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本部分从现行法律规定、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对恶意串通概念的理解出发,准确界定恶意串通的概念及恶意串通规则的构成。如主体要件之行为人与相对人该作何理解,是否包含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串通的场合;主观要件之“恶意”应当如何认定,直接认定或是间接认定;客观要件中“他人”、“损害”等关键词如何理解,是否要做限缩解释等。第三部分恶意串通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本部分主要是厘清恶意串通制度与通谋虚伪表示规则的适用界限。在前述部分我们发现不仅学界对恶意串通制度与其他两种制度争议较大,在实际适用中也存在一些争议,如恶意串通与通谋虚伪表示在意思虚假时发生竞合,本部分主要是找到恶意串通与两种制度的区别。虽然学界认为恶意串通规则的理论根源在通谋虚伪表示,但是在意思表示真实与否上仍存在一定的区别。那么恶意串通规则与这两种规则应当是怎样的适用关系,该如何选择适用。第四部分恶意串通规则的适用建议。本部分主要是为前述恶意串通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找到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由于举证困难使恶意串通认定难度加大,第三人利益难于得到充分保护。因此可以在认定中运用穿透式的思维、使用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准确界定恶意串通规则与通谋虚伪表示规则的适用界限来解决恶意串通规则在适用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