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佛学般若学与中国美学的历史交遇，是促成中国美学体系发生深刻转型的重要动因。魏晋般若范畴以印度宗教，尤其是佛教大乘般若学为文化渊源，原具有十分独特、丰富的美学蕴涵，在其入渐中土并与中国美学融合的境遇中，一方面，其原有的知识和价值结构在纳入中国美学机体时被“中国化”了；另一方面，般若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也“内化”于中国美学，给中国美学以深刻的渗透和影响。其最突出的是，中观般若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佛学般若学与传统中国美学在体系型态上实现了根本的契合。通过中观般若体系，美学之内在的价值蕴涵与诉求，呈现出熔铸两种文化精髓的崭新面貌；同时，通过体系构成的“中道”、“观照”与“境界”吻合，中国美学也得以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结构，为此后自身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范型基础。本文以魏晋般若学与美学的触遇、对话、交融、统一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般若学的“中国化”，及般若蕴涵的“内化”于中国美学的历史过程。本文以阐发般若范畴的文化渊源、美学蕴涵为理论探讨的逻辑基础；通过历史地再现般若学与玄学两面展开的理论境遇，凸现它们各自不同的美学品格与内在矛盾；而作为两晋际兴盛起来的般若学和基于般若学范畴展开的佛玄美学对话，是本文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惟其佛玄美学建构的丰富韵致与理论偏颇，才映衬了中观般若体系生成的美学意义；本文以中观般若体系具有的深在美学蕴涵及其对中国美学特出的范型意义为归结，指出正是中观般若体系实现了般若美学蕴涵与中国美学蕴涵的真正交融，这种交融从体系型态上把中国美学引向了新的生成之路。因此，魏晋般若与美学的融合和统一，是中国美学史极富光彩的篇章。般若美学蕴涵的别致、丰富和阐释功能的独特、富有张力，极大地刺激、推动和完善了中国美学的价值结构与机制；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般若经之传译及佛法僧所具的强大文化感召力，使中国美学基于“生生”之悟更添旷达与超跋；而中观般若体系的“体用一如”，则把中国美学的体系构成与践行方式，转换到了“即物即中”、圆融观照的经验论美学状态，在绵延传统“重生”活力的同时，又以“空性”解脱强化“觉悟”意趣，审美境界人生化，人生境界审美化，在“重观重智”、“智观统一”的理论旨趣中，中国美学走向了追求心性空灵的审美自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