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从古至今都受到文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极大关注。对于世界的复杂性问题,科学家用条分缕析的方法处理它,艺术家则用交叉纵横的方法表现它。文学、艺术中出现的反讽正是世界的复杂性和文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反讽在酝酿和表达中所倚靠的语言和人类思维的复杂性、灵动性,所以迄今为止,各个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都企图对反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未果。反讽没有确定而统一的识别标志或判定标准,使得理解反讽也没有简单而方便的方法和捷径。但这恰恰为反讽开辟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空间。反讽不仅是各个时代作家和理论家偏爱的手法和范畴,是想象性文学的基本性质或者特殊性质,而且具有理论的活力和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使其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发展和更新。反讽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而且存在于所有的文化和文明中,因此反讽不仅具有审美意义,更具有思想意义。反讽概念来源于西方,国内的反讽研究相对欠缺,且以往研究集中于语言学领域和文学鉴赏层次,非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则少之又少。本文力图构建反讽的理论体系,对反讽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反讽源自古希腊的修辞术,从那时起到16世纪反讽都只是作为传统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而存在。反讽概念的膨胀始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它形成今天我们经常使用的概念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新批评”派的改造,一次是后现代思潮的浸染。“新批评”派非常重视反讽,并对反讽概念进行了改造,在使之膨胀、扩大化的同时也使之弱化、泛化,反讽不仅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是诗歌的本体性原则,甚至成为诗歌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异质同构的反讽和后现代都是对权威与核心的消解,对完美理性的解构,后现代语境下的反讽呈现出动态、差异、解构、多元等特点,体现了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反叛。反讽具有三层涵义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作为一种表现方式和作为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讽修辞的特点是自己推翻自己,自己扬弃自己。它能够逃避单一视境,使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其存在需要独特而强烈的反讽意识。“反讽”可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即作为事实或现象的反讽、作为名称的反讽和作为概念的反讽。反讽的发生牵涉诸多问题,其独特形式及思维特征从根本上来源于世界的矛盾性,它是人类社会矛盾冲突性历史实践的形式化表现,其流行与宗教在西方的衰落息息相关,反讽是权力话语下的一种叙事策略,是外在特殊形式与内在潜意识的契合。类型研究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理解,从而为其它方面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对作为语言修辞手法的反讽进行基于文学实践的细分可以看到它的各种表现形态以及反讽运用到修辞中的各种技巧和产生独特效果的机制。反讽的各种表现方法类型是反讽由修辞的微观层面扩展后的结果,体现了反讽所具有的极大的艺术张力,这是它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关键词和重要范畴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反讽类型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其常见的基本类型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悲剧反讽、总体反讽、浪漫反讽等。作为修辞手法的反讽可归纳为六种较具典型意义的亚型,即“顾左右而言他”型的反讽、“正话反说”型的反讽、“克制/夸大陈述”型的反讽、悖论性反讽、复义性反讽及歪曲模仿造成的反讽。反讽在表现方法上体现为文学风格的反讽、文学形象的反讽、主题特征的反讽等。反讽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决定了其基本特征必定是多方面的,包括“有意味的形式”的特征、疏隔和陌生化的特征、“狂欢化”特征及荒诞性特征等。反讽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它在创作和接受的过程中,在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心理上必定会产生一些特别的变化和反应。反讽的创作心理指向既有创作者对他者的反讽,也有创作者对自己的反讽。在创作者的内心深处含有攻击性意向,他通过引入一种滑稽的视角来淡化事态的严肃性,因此可以说反讽的创作者既制造焦虑又消除焦虑。创作者对自己的反讽首先需要内省,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自我鞭策、超越、提升的必经之路。创作者对自己的反讽同时还是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反讽通过对丑、滑稽等的模仿会使接受者紧张的心理骤然冰释从而引起某种快感,它顺应人的逆反心理,从而使其效果得到强化。反讽的接受具有再创造效应,因而对反讽话语的理解和解释应该是丰富的、动态的、多元的而不可能是单薄的、静态的、唯一的。反讽对于文学创作和欣赏、文学理论和批评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它已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重要范畴,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技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对于情节离奇性具有补充和替代作用,对于叙事理论、文学风格也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当反讽概念被扩展到足够大的时候,作为语言现象的反讽与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反讽就结合在一起,同时作为语言修辞的反讽与作为社会修辞的反讽也结合在了一起。反讽因而对于现实人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认识和对待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