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传佛教研究自1901年河口慧海入藏起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一个世纪多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取得了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使得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探析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历史及其现状,笔者根据日本的藏传佛教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在日本藏学家福田洋一所作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将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史分成了四个阶段,即:(1)第一阶段:藏传佛教的吸纳期(1900-1961)(2)第二阶段:日本的印度佛教研究者进行的藏传佛教研究(1961-1997)(3)第三阶段:藏传佛教视角下的研究(1976-现在)(4)第四阶段: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研究(2006-现在)为了使读者了解大致的历史及其分期,本文的前三章分别讨论了各个阶段的研究背景、主要的研究机构以及历史分期的学术依据。在把握了整体历史后,第四章到第七章分别研究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者及其学术成果,探析了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史各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最后总结了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史的变迁及目前日本藏传佛教研究面临的挑战。正文中,第一章分别介绍了四个研究阶段的研究背景。第一阶段:当时日本正处于明治时期,从欧洲传入了很多现代学科,其中包括现代佛教学。在现代佛教学传入后,日本的学者发现因为梵文原典多数已经遗失,故仅仅用汉译经文研究佛教远远不够。于是陆续进入西藏寻找从梵文逐字翻译的大藏经。第二阶段:1961年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资助藏学研究,为世界各国的藏学研究机构提供邀请流亡印度的藏族高僧、贵族等进行共同研究的资金。日本当时邀请了三名藏人到东洋文库进行合作研究。日本的印度佛教研究者在与藏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藏传佛教具有印度佛教没有的独特观点,于是开始研究藏传佛教,但是当时其目的是研究印度佛教。第三阶段:日本的研究者开始从藏族高僧处学习藏传佛教,在具备藏传佛教知识的前提下开始研究。第四阶段:21世纪初叶,位于拉萨市的格鲁派寺庙哲蚌寺出土大量古籍。其中的噶当派文献被整理出版,引起全世界的瞩目。至此,由于文献散佚而留下研究空白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研究也变得可行。日本藏传佛教研究的焦点也转移到了后弘期初期的研究上。第二章介绍了日本藏传佛教的主要研究机构。其中大学包括大谷大学、京都大学、驹泽大学、广岛大学。研究团体包括日本西藏学会、东洋文库西藏研究室。笔者在本章中分别介绍了各个大学及研究团体研究藏传佛教的历史及其藏书情况、学者等内容。第三章阐述了分期的依据。本文主要参照了日本藏学家福田洋一的分期。主要以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等进行分期。另外根据高崎直道、吉水千鹤子等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确认。第四章中,笔者探究了第一阶段:藏传佛教吸纳期。第一节分别探究了河口慧海、寺本婉雅、多田等观、山口益、长尾雅人等这一阶段主要研究者的学术历程及研究成果。第一阶段的研究者中河口慧海、寺本婉雅、多田等观都是日本的学僧,他们陆续进藏带回了珍贵的西藏大藏经,回国后致力于整理及编纂目录工作。为日本藏传佛教研究收集了不可或缺的资料。同时也编纂辞典、教授藏文,为日后的研究做了铺垫。这一阶段后期,在山口益教授的监督下,铃木财团印刷发行了西藏大藏经,这是日本首次影印出版西藏大藏经,为藏传佛教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在山口益的影响下,长尾雅人利用大藏经进行关于唯识宗的研究。第二节探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特点,阐明了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重点时对带回的文献进行梳理。第五章中,笔者研究了第二阶段:日本的印度佛教研究者进行的藏传佛教研究。第一节分别探究了这一阶段主要的研究者山口瑞凤、松本史朗、御牧克己的学术经历以及研究成果。这一阶段研究者都是印度佛教研究者出身,根据研究第二阶段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可以了解到当时他们研究藏传佛教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印度佛教。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藏传佛教典籍中利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部分去研究,缺乏了藏传佛教的知识体系的支撑,研究多从印度佛教的视角出发。第二节归纳了第二阶段的研究特点:从研究形式的特点上看,由于处于研究初期阶段,多为介绍性的论文;从研究目的上讲,是为了研究印度佛教而进行的藏传佛教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特点上看,是从印度佛教的视角进行的。第六章中,笔者探究了第三阶段:藏传佛教视角下的研究。在第一节中分别介绍了小野田俊藏、中泽新一、平冈宏一、福田洋一、西泽史仁、根本裕史、康噶崔称格桑、石滨裕美子的学术历程及研究成果。从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者的学术历程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藏族高僧膝下接受过传统的藏传佛教教育,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者都具备了基本的藏传佛教知识,他们所做的研究也具备了藏传佛教的视角。第二节中,笔者在归纳第三阶段研究特点的基础上与第二点阶段的研究做了比较。就研究对象而言,在第二阶段初期,研究者们对日本收藏的藏传佛教典籍进行了整理与介绍。例如给典籍编纂目录、翻译佛典等(《土观宗派源流》等)。后期也进行了不少敦煌研究,《敦煌胡语文献》(专门讲座敦煌6)是集大成之作。第三阶段在日本学者中形成共识,即如果不从师于藏族高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关于因明学和密宗的知识及其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第二阶段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将藏传佛教文献作为印度佛教研究的辅助材料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只研究与印度佛教有关的片段,并没有在藏传佛教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藏传佛教。但是在第三阶段,日本到了诸多研究者开始与藏族高僧接触、学习的阶段。他们直接从藏族高僧那里学习藏传佛教,有些甚至开始修行。所以这些研究者将研究课题放在整个藏传佛教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第七章中,笔者探究了第四阶段: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研究。第三阶段到这四阶段的节点是2006年出版了《噶当全集》,后弘期初期的珍贵古籍的公开,吸引了世界上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日本也在其列,于是日本藏传佛教研究的重点落在了研究后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发展上。在第一节中分别讨论了福田洋一、西泽史仁、吉水千鹤子、加纳和雄、崔境真、更藏切主的学术历程以及研究成果。其中福田洋一在第三阶段研究因明学,在古籍公开后,转而研究后弘期初期的因明学。西泽史仁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留学十年,从这一点而言属于第三阶段。回国后就着手研究噶当派的因明学。吉水千鹤子是第二阶段的研究者,致力于研究格鲁派的中观研究。在出土噶当派古籍后,她为了追根溯源,在第四阶段研究噶当派。加纳和雄主要研究印度写本,在研究《宝性论》的译本时,涉及到了《宝性论》藏译本。于是在探究最早将《宝性论》即如来藏思想引进西藏的研究中,出现了后弘期初期的俄译师,然而由于文献的散佚,只能借助后期文献研究。在噶当派全集问世后,加纳和雄得以展开直接研究。另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中,崔境真和更藏切主并非日本人,两者都是福田洋一指导的留学生。因为两人在日本学习、并且现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日本的研究背景下研究的。因此本文也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崔境真主要研究了后弘期初期的因明学。更藏切主研究了宗喀巴菩提道思想的起源,涉及到后弘期初期。第二节探究了研究特点。虽然这一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具有方向性。研究者主要研究后弘期初期的情况。但是研究者们致力于将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下,不仅研究后弘期初期,而且想在将来研究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这一更早时期。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在一个多世纪中的发展中,变得更深更广。然而笔者在研究日本藏传佛教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发现了日本藏传佛教研究面临着研究人员数量下降的困境,这同时也导致了研究机构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