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文件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融合性,对改进传统行业发展模式和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具有关键性作用。实体经济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其中商贸流通业作为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深度融合更是有利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地区（不包括西藏、台湾、香港、澳门）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性。全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和商贸流通的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商贸流通和协调发展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进而又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两者协调发展的互动机理。然后先是从整体与局部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了数字经济和商贸流通的发展现状,再是从基础、规模、创新、应用4个方面共选取16个指标建立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接着又从环境、规模、结构、现代化4个方面共选取16个指标搭建了商贸流通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根据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测度与评价。随后在测度所得的综合评价指数的基础上,根据协调发展度模型与公式展开了对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协调发展情况的测算与分析,并结合GIS地理空间分析工具将测度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之后又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和商贸流通协调发展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异质性。最后对全文研究进行了总结概括,并就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协调发展提出了5点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1）2011-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攀升,增长十分迅猛,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8.07%。但在整体水平连续提升的背后,却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发展差异。由东向西,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表现为阶梯式的下降;从北往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南高北低的趋势。（2）2011-2020年我国商贸流通整体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有5.31%。同样,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因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商贸流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大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经济水平较高的东、中部区域。（3）从时间上来看,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协调发展度和协调发展等级都在不断的提高,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从空间上来看,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这种集聚的分布并不平衡,达到初级协调及以上水平的省市主要聚集在东、中部地区以及西部的川渝地区,而西部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则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失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