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后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作品曾多次问鼎文学大奖。其中《巫术师》(修订版)便集其精湛的写作技能与巧妙的构思于一体,耐人寻味。该小说主要刻画了一群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饱受迷失之苦,又竭尽全力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自我差异理论由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利·希金斯(E.Tory Higgins)提出,他给出了三种基本的自我模式:“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该理论主要从个人与“重要他人”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这三种自我模式进行表征。“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对峙会导致个人的愿望或理想不能顺利实现,因而容易受到抑郁情绪的伤害;而当“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发生冲突时,此时的个体无法完成义务或责任,因而易受焦虑情绪的荼毒。积极的或一致的自我导向具有缓冲压力、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们有着敏锐的感知,因而易受社会主流的牵引。本文借助自我差异理论,深入挖掘知识分子迷失的缘由,为困境中的知识分子指引方向。本论文将以自我差异理论为切入点,分别从屈服、反抗和超越三个阶段对《巫术师》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身份、道德伦理与感情意识上的迷失进行解读。导论部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对自我差异理论与知识分子的定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提出了以下问题:面对新型文明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如何走向迷失,他们为何甘心屈服于各自的悲剧宿命?深陷道德困境的康奇斯怎样进行自我救赎?尼古拉斯如何在感情领域成功地实现自我一致?第一章阐述了“屈从型”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迷失。在商业与工业文明的浪潮下,德康和亨里克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沦为“商品奴隶”和“宗教狂”。在这种异质化的“现实自我”面前,“理想自我”不堪一击,他们注定走向悲剧。第二章讨论了“反叛型”知识分子道德伦理的迷失。康奇斯屡屡违背社会伦理,始终徘徊于道德边界。他无法达到“重要他人”为其制定的道德标准,于是用种种背叛行径对这种“应该自我”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在错误的“理想自我”的引导下,康奇斯化身“上帝”,企图通过教化无知的年轻人来祛除内心的罪恶感。这种畸形的“救赎观”无法驱散他在道德领域的迷失感,因而他注定与理想愈行愈远。第三章分析了“探索型”知识分子情感意识的迷失。作为一位生活在感情真空里的知识分子,尼古拉斯漠视亲情,无视爱情。他无法扮演“重要他人”赋予的“应该自我”,亦痛恨深陷“双重生活”的“现实自我”。在“理想自我”的引导之下,他远离故土,踏上理想的征程。最终尼古拉斯成功地建构了和谐、积极的感情观。他驱散感情世界的迷雾,找回亲情,追求爱情,并实现了“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的和谐统一。全文通过对这三类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心路历程的描述,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身份、道德与感情的迷失时,对摆脱社会身份困境的深切渴求,对重构道德秩序的强烈呼吁,对感情世界的极度渴望,同时也折射出福尔斯对知识分子的忧心与关怀,为二十一世纪迷茫的知识分带来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