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在传统的三架马车中，出口和投资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近些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国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外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减少与别国的贸易往来，但即使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仍坚持扩大开放，坚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反制逆全球化思潮。基于此总基调，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不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举措，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市场，更好地挖掘国内外两种资源，具体表现为，它不仅在后端有利用国际市场拓宽销路，缓解产能过剩的作用，也有助于在前端通过学习东道国技术知识，利用其更加完善的配套设施、能源资源优势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影响OFDI因素很多，传统上分为资源导向型、成本驱动型、市场拓展型、技术学习型、政策支持型等，与此相关的论文研究也较全面完备，然而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张，宏观上国家、行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深度和位置或许会与OFDI的发展规模、动机有一定关联，因此本文另辟蹊径，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OFDI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比较分析方法，从国别、行业、省级三个层面探究我国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以及位置是否会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及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来说，是否会有显著不同。经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指标都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分组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组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国别层面，我国对高收入组的对外投资相比于中低收入组，GVC指标更敏感;行业层面，劳动密集型GVC指标系数大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则对GVC下游度指标更敏感;省级层面，东部地区的价值链对OFDI的影响要强于中西部地区。
　　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节为绪论，介绍论文研究背景意义等;第二章节为文献综述，梳理了与对外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相关的文献研究;第三章节为GVC指标测算与理论机制分析，解释指标测算的方法、数据库，将GVC对OFDI可能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总结整理分析;第四章节为实证模型设计，说明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第五章节为实证结果分析，包含基本总体样本回归、稳健性检验和分组异质性回归;第六章节针对理论机制展开实证检验;最后一部分为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和相关启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