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时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然而,铸造青铜器的青铜原料来源如何、青铜矿料(即青铜原料的矿源)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如何,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而又难解的学术谜团之一。本论文结合近些年科技考古和考古学的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状况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青铜矿料开发与商周文明的关系加以阐述,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第一章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迄今为止,由于商周时期古矿冶遗址发现不多,因此,要考察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面临着很多困难。论文认为,要初步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利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历史文献法、科技考古法和综合性方法等。第二章充分利用多种方法,对商代青铜矿料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做出了推测。对铜矿料而言,商王朝的铜矿料产地应主要位于中条山铜矿区,长江中游的铜料可能只是少量输入到商王朝,大部分还是供应本区域范围内的青铜文化。长江上游及中游地区、北方地区(包括燕山南北地区和辽西地区)应都有铜矿开发。对于锡料而言,长江中游和辽西地区锡矿丰富,在商代可能已经开发。其中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极有可能是商王朝锡料的供应地。第三章对商代矿料开发与商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根据商代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情况,并结合考古学成果,论文认为商王朝获取青铜原料的方式可能有三种,不同时期,随着商王朝国力和疆域的不同,其获取方式有所不同。随着商王朝原料获取方式发生变化,商王朝某些重要的城邑位置也发生变化。另外,由于商王朝所需锡料主要来自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地区,因此,早在商代可能就开始形成重要的锡料(加上部分铜料)交通运输路线,也即所谓的“金道锡行”。第四章对西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状况做了分析。和商代比起来,西周矿料开发状况稍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硫化铜矿技术的使用,使铜矿开发范围扩大。最为显著的是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的铜矿开发比较繁荣,对西周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对西周时期矿料的开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讨论。首先阐述了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形成与矿料需求之间的关系。西周宗法礼制社会的形成导致对青铜礼器的需求增加,这也导致矿料开发范围的扩大。另外,结合矿料开发和有关铜器铭文,认为西周王朝与江汉流域、江淮流域诸侯国或部族所进行的战争,其主要动机之一可能不是象学界常认为的为了铜料,而可能主要是为了锡料(顺带有小部分铜料),因此必须要保证交通运输线——“金道锡行”——的畅通。西周时期可能有两条“金道锡行”,一条与商代类似,途经江汉地区；另一条经过江淮地区,可能在西周中晚期逐步形成,这条路线的形成于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矿冶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另外,本章还对西周时期青铜原料的流通与文明的关系做了考察。第六章阐述了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文明的关系。东周时期,由于矿料采冶技术及青铜铸造技术的普及、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导致对青铜原料的巨大需求,这自然使青铜原料的上游产业——青铜矿料的开采冶炼业——更加繁荣,矿料开发的范围要比商及西周都要广大,这从周边地区如云南、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即可看出。论文重点对岭南及云南地区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状况做了分析。另外,由于东周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私人工商业繁荣,私人工商业主被允许参与开发青铜矿料,也一定程度促使矿料产地分布空间的扩大；同时,随着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主体的多元化,青铜原料的流通方式也趋向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