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与发展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命题。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对接与融合,是历史传承下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导向,亦是当代国家文化整合的重要目标。本文以社会形态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变化和相互作用为宏观背景和解释动力,结合文化哲学视角,从“文化保护”的实践角度切入祠堂这一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核心要素在社会变迁中的身份转化过程,来探究近现代以来宗族文化与国家社会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J村杨氏宗祠是湖南西南地区乡村的一座清末民初修建的传统祠堂,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般而言,传统祠堂能够经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存续本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J村祠堂的特别之处在于,祠堂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之后再次容光焕发,从“宗族之产”变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而得到了国家权力和财政的大力支持。国家出资全权为祠堂进行修缮,这是祠堂历史的突破,亦是传统至现代以来,宗族与国家关系之间新的相互作用和对接方式的展现。在本文看来,祠堂身份的转化反映的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关系变化下的宗族文化变迁过程。尤其是祠堂成为“国保”之后,国家与宗族都有了更为主动地保护行为,这样一种主动性恰好呈现出了新时代宗族文化的变迁动态与价值走向。J村祠堂身份的转化是一个曲折的有阶段性特征的过程。传统农耕社会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地高度耦合使得宗族文化一直保持着对乡村社会的高度影响力,祠堂作为宗族的公共之产也一直受到族人的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受意识形态的打压和国家制度的影响,宗族文化成为了打压和批判的对象。政治对经济、文化进行了高度的统摄和渗入,祠堂也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变成了封建落后之物。这一期间,文化变迁的滞后性使得宗族文化并不能适应政治、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因此宗族后裔利用政治身份的影响力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创制对祠堂进行了保护,祠堂由此成为了新政权下共乡村社会使用的单纯建筑物。改革开放后,国家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还原,政治权力的部分退出,使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了各自的活力,宗族文化有了对接传统和现代基础之上的复兴;与此同时,J村杨氏宗祠凭借自身的文化艺术价值而被国家文物保护政策将其纳入到了文物单位的序列当中,祠堂从此拥有了官方身份。从“县保”到“省保”,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宗族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祠堂的保护并未有太大的起色,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结并不算深厚。进入到新世纪后,J村祠堂有幸与其它十座祠堂一并入选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身份意味着祠堂可以直接受到国家级层面的保护,进而享受之前未有的名利待遇。这样一种状况下,宗族文化有了更为主动的调适以建构和谐的内外部关系,找寻自身定位。最后,祠堂的保护性修缮工作因为中央层面的支持而有了顺利的过程和满意的结果。这也激发和满足了杨氏宗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强化了宗族文化的内部整合与认同。而国家通过将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话语权,进而实现了文化治理的现代性整合。概括而言,祠堂身份的变化是“文化保护”过程中各个文化主体实践作用下的历史呈现,各个社会发展时期祠堂身份的差异反映了宗族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和表现;尤其是“国保”身份的确立,为宗族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平衡衔接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点。（正文共121367字,参考文献21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