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国是五世纪中期至640年存在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绿洲王国，本文从中西交通史的视角切入，对其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再研究。　　与北凉时代不同的是，高昌国时期除官府、王族、寺院之外，不存在百姓个人的大土地所有制现象。高昌官府对土地买卖有限制，但又允许地产寡少者购入少量官府或私人土地。这种土地政策既抑制了兼并，又使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高昌国依附人口也拥有一定私人财产，可以从事租佃经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高昌国的官员没有身份性的复除特权，级别不同的官员所承担的赋役类型亦有差别。对土地、人口、官员的有效管理是由土地、人口资源紧缺等国情所决定的，其实施则有赖于强大王权的存在。　　对平民银钱来源的分析显示，生产领域、外来商人和官府都是平民直接的银钱来源，另外两个重要来源是葡萄酒的生产出售和外来人口的接待。高昌国百姓通过官府将自己生产的葡萄酒外销，进而获得银钱。高昌国在接待外来的客使商旅时采用无偿供应与有偿供应相结合的方式。属于无偿供应的有粮食和葡萄酒，都直接来自田租;有偿供应的有肉和干果等。客使和商人的有偿消费是高昌国官府和百姓重要的银钱来源。葡萄酒的生产和外销，客使商旅的接待直接给高昌国官府和百姓带来了银钱收入。这些消费依赖于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因而对高昌国的繁荣尤其显得重要。这应当是丝绸之路对高昌国之所以重要的真正原因。　　六世纪中期是高昌国政制和文化完备的关键时期。砖志的重新造作和随葬，职官系统、祭祀制度、礼乐制度逐步完备，伏羲女娲画像随葬开始风行，男子开始辫发胡服，男性衣物疏中随附弓箭。制度的完备和上述习俗的出现，在当时的建国进程中应当具有意识形态建构的性质。高昌国与突厥存在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是高昌国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作出判断的依据。麴文泰继娶宇文氏是他应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主动选择。　　移民措施、军事力量的存在、中央派出的官员三个方面是高昌人接受唐朝统治的背景。永徽之后“讳”、“字”、“墓志”等用语在砖志书写中出现并逐渐增多。龙朔年间砖志中出现的“伪”字书写，是西州官府对此类书写进行规范的结果。“我君光武王”这种表述方式的存在是一部分遗民“故国之思”的反映。唐朝在西州建立之后的安抚措施在新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高宗朝遗民渐次故去，“故国”观念逐步消解，对唐朝的认同最终完全确立下来。　　高昌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高昌国的研究揭示了丝绸之路对绿洲国家深刻影响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