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至20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法律文化也随之冲击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这一阶段，清末预备立宪和清末修律成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代对法制现代化进行了初步探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新型法制得以创建，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中国法制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并在此后得到了全面发展。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法制现代化有诸多的动因，其中主要的动因有：政治动因、经济动因和法文化动因。其中，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起着最直接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起着初始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起着启动与阻滞的双重作用。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显现出了几个维度的基本趋向：从法制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来源为尺度，呈现出外发型到内发型发展的趋势；以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为尺度，呈现出从政府推进到社会演进发展的趋势；以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为尺度，呈现出从人治到法治发展的趋势；以“权利和义务，何者为重心”为标尺，呈现出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发展的趋势；最后，以法制现代化的形式标准为尺度，呈现出从反形式化到法律形式化发展的趋势。当前，在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家现代化程度不理想、传统国家政治体系的不足、现代法制理念的缺失和法律运行存在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从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规范法律运行机制等方式来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