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的影响下,工商企业通过国际供应链对不同人群权利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年来的“一带一路”倡导,涉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及其人权尽责问题。中国作为有责任的大国,在人权国际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工商业与人权中的救济机制,寻找相应的实践路径,是非常必要的。全文除引言外,主体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工商业与人权的历史溯源。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再次将工商业人权的影响力问题提上了议程。《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为企业履行其人权责任指引了方向。但在实践中,人权受害人往往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因此,强化第三个支柱原则（获得补救）的落实,建立有效的救济机制是当前发展“工商业与人权”的重要内容。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工商业与人权议题下的现行救济机制。《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的第三个支柱要求国家综合运用司法等各种手段为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有效的申诉渠道以确保其能够获得切实的补救。从宏观上看,可以将现有的救济机制区分为司法救济与非司法救济两大类,救济的方式主要是各种申诉机制。第三部分为中国工商业人权救济状况。近年来,我国也慢慢开始引入人权的司法救济的概念,但是中国目前尚无以保护“工商业与人权”为目标的直接立法,在工商业领域的人权司法救济的实践状况仍然不甚明朗,需要进一步发展明确。而基于国家的非司法救济机制主要体现为劳动仲裁制度。此外,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申诉机制也成为人权救济的重要渠道之一。第四部分为阻碍“工商业与人权”实现有效救济的障碍。虽然国际人权法无可争辩地规定各国有义务防止私人造成的人权侵害,包括公司侵犯人权。但是,诸多障碍阻碍了“工商业与人权”有效救济的实现。这些障碍包括:跨国公司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仍然不明;国家的保护义务在域外适用的程度尚不明确;为工商业人权提供救济的意识自觉缺乏;供应链的复杂性模糊了人权责任的范围。因此,需进一步展开对工商业人权中的救济机制的研究。第五部分论述建立健全工商业与人权中的救济机制。一方面,需要通过明确公司在国际法中的法律主体地位以及国家人权保护义务在域外的适用范围等,完善工商业与人权的司法救济机制。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人权尽职调查机制和推动企业建立自律制裁的救济机制。综合运用司法以及非司法救济机制,为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