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外向型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积极探索科学发展之路是当前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大战略思路，也是中国经济在新一轮国际发展中，保持健康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实践证明:提升与优化制造业出口品内涵是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上述战略思路的关键所在，而制造业出口品内涵提升的本质与核心内容是:快速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缩小与生产技术领先国（企业）的技术差距，甚至从质量“追随者”转变为“领导者”。这也表明:中国以往依赖“高投入高增长”的增长方式和依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也使得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了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有鉴于此，本文以科学揭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演进的机理与经济效应为主要目的，在借鉴和完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次运用“同方法、同数据标准”测度出跨国(169个经济体)和中国省际（31省市）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并刻画出中国省级层面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借助科学的计量方法从跨国和省际双维视角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演进的机理和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将国际贸易地理优势、人口老龄化和少年儿童抚养比等因素纳入制造业产品质量演进机理的研究，首次分析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赶超的经济效应。得到的基本结论有以下几点:　　(1)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其国际地位均有一定的上升趋势，东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明显大于中西部，呈现出“东如欧美、西如非洲”的二元结构。此外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质高价低”特征，即中国的制造业源源不断地给国外消费者提供一些“质量补贴”，这不仅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获利能力相对有限，还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改进的能力受限，不利于自身产业的做大做强。　　(2)制造业产品质量升级的机制是一个多因素耦合的复杂系统，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一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并且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演进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演进机理也不尽相同。　　(3)空间型贸易地理优势并不会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正效应，而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则能有效的促进一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导致空间地理优势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无明显正效应，甚至出现负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华盛顿苹果效应”。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当前推进“自贸区”，实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亲密”的贸易，不仅有助于制造业扭转外需疲软的现状，还有助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可谓“一举两得”。　　(4)人口老龄化会倒逼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少年儿童抚养比上升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老年人在技能积累和劳动熟练程度方面明显优于青年劳动力，老年人口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高技能熟练劳动力总量的增大，进而使得老年抚养比上升表现出一定的倒逼效应;而少年儿童抚养比上升一定会推动非熟练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从而放缓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步伐，最终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上升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5)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演进对一国（经济体）的出口、进口、经济增长、FDI和技术创新效果（专利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中国省级层面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为此，快速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收入倍增计划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水平共同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6)中国执行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赶超的省份多为东部省份，执行适度的赶超策略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量”和“质”（能源效率）的同步递增，过度赶超则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量”和“质”产生不利影响。Stolper-Samuelson定理在我国并不适用的，中国企业可能存在“产品质量革新惰性”。最后企业家精神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赶超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过程与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如加大高质量产业（产品）的投资力度，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提高FDI的流入质量，适当引导国内外资本流向中西部;优化中国产品的进出口模式，注重和鼓励质量递增型出口和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型中间品进口;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的软硬件环境，健全科学技术市场的运行机制，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构建科技型“硬实力”;培育和优化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际市场势力，以适当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而改变“高质低价”的被动局面，以为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持续升级提供更多的利润型动力;构建更为完善的“东中西部产能对接平台”和“东中西研发协作平台”，加快中西部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与赶超步伐;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的带动功能，不断获得“契约型地理优势”，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赶超不断注入“制度型推动力”;培育企业家拼搏精神，提升企业家进行产品质量革新的主动性，逐步消除“质量革新惰性”;鼓励制造企业实施“弯道超车”战略，以传统产业的优势为对接跳板，蛙跳介入新兴产业，打造新兴产业出口产品质量演进的“先发优势”。最后文章还提出了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