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中推进实施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采用公园化管理运营方式、保护传承利用具有国家意义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区域。法治是确保此项工程顺利实施的关键,立法是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现行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却遭遇保护不力、传承乏力、利用不合理等多重困境,对其立法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理念定位不清,公民文化权益与相关权益保障存在理念冲突,立法属性的多重定位之间存在矛盾,整体保护传承利用理念之间存在选择难题。二是现行文化遗产法律体系无法有效保护传承利用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难以实现“形成中华文化标识”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三是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法规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国家文化公园无法完全纳入现行国家公园、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体系之中,并且缺乏中央层面的国家文化公园综合立法和专门立法。四是成立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局或者建立相应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争议,亟待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公园管理组织制度。五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法律机制不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央地”合作机制、“地地”合作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都亟待完善。六是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结构技术和表达技术不够成熟,立法科学性有所欠缺。以问题为导向,梳理国家文化公园的立法现状及内容特色,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共用公物法律属性,将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定位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立法。同时,从立法理论基础、目标及原则层面进一步引领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具体包括:一是以文化政治学理论、线性文化遗产理论、公园管理理论、协同推进理论和立法学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二是以保障公民文化及相关权益、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为中心的立法基本目标。三是以整体保护原则、强化传承原则、合理利用原则、文化引领原则和科学规划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立法基本原则。此外,通过立法保护传承利用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国际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域外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国家公园等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立法中形成的国家文化与自然“相对分立”的立法思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立法经验,文化权利保障的基本导向,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公园化管理运营的制度,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立法理论基础、目标和原则为指引,以立法经验为支撑,从立法技术层面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推进思路。在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总体推进思路上,主要包括:国家文化公园立法与现行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并行不悖,国家文化公园“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共同推进,国家文化公园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交替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统一式和分散式立法模式两者兼顾。在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具体推进思路上,主要包括:一是国家文化公园“综合法”的立法思路。“国家文化公园法”应当按照“总分式”的立法体例,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概念、公民文化及相关权益、组织制度、法律机制、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基本制度等进行规定。二是国家文化公园“专门法”的立法思路。我国要加快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中央和地方立法,在立法资源具备和立法时机成熟的情形下,其立法模式应以统一式立法为主、分散式立法为辅。三是国家文化公园法与相关法衔接的立法思路。这主要是通过在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旅游、生态环境等立法中,设立国家文化公园专门条款,以实现“法法”衔接。同时,我国有必要从立法内容层面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主要制度。具体包括:基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属性”而形成的保护传承利用制度,和基于国家文化公园“公园化管理运营”而形成的规划制度、标准化制度、功能分区制度、特许经营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基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机制构建而形成的支持保障制度。（正文共181769字,参考文献28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