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全新的文明样态，它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综合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生态文明的提出和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人类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生态危机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而是始终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相伴随。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再进入工业社会，一直存在着对自然界的侵扰，从自身在生物界食物链中基本的生存需求到不断扩大的各种欲望的满足，这种侵扰的强度在不断地增大。在最初的农业文明中，人类自身的能力在自然界强大的制约力量面前比较弱小，造成的生态危机从空间范围来看是局部性的，从时间范围来看是暂时性的，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对人类活动的制约能力能够把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造成持久的、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拥有了强大的足以同自然界的制约能力抗衡、足以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和自我修复造成不可逆转的、持久性破坏的能力。机器的使用使得人类拥有了远远超过自然界其它动物的力量，交通工具的改进使得人类活动的范围超越了人类自身的生物界限，化学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大量自然界含量很少或者原本不存在的物质。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力量，如气候的寒热、路途的遥远、水流的湍急、植被的繁茂等等，都被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所克服;自然界中其它动物在与人类的生存竞争中更是一败涂地，逐渐丧失了原本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人类生产空间不受制约的扩大侵占了天然植物生长的领地，自然界天然生长植物存在范围的缩小和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处于食物链上端的动物物种的减少和灭绝。人类工业生产导致了自然界中大量有害物质的非自然聚集，对土壤、大气、水体等产生了持久的巨大的影响，损害了正常的生态循环，地球上许多地方的生态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动植物基本的生存要求，人类健康和生命遭到了巨大的威胁。
　　现代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温室气体的聚集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气候异常、灾害性天气增多和海平面上升;由于森林和植被的减少导致的水土流失，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动植物栖息地的减少和物种的灭绝;由于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大量的有害物质以及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导致的土壤、大气、水体的污染，以及与此伴随的对动植物和人类生命健康和整个生态循环的危害。简言之，生态危机就是人类把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纳入到自己的生产系统中，动植物缺乏栖息地和食物来源而大量灭绝，威胁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人类把越来越多的有害物质排放到自然环境中，毒害了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存条件，威胁着自然界的生态安全。
　　西方社会是工业文明的先行者。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反思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有人提出生态中心主义或者生物中心主义学说，试图改变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人提出“大地伦理”学说，认为自然环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人类不能简单地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有人提出动物也是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道德权利，人类应该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相应的伦理关系，不能随意地和任意地对待和处置动物;有人提出“代际伦理”学说，认为人类尚未出生的后代也应该成为道德主体，当代人类应该考虑到自身活动与他们后代的利益关系;有人提出“女权主义”生态学说，认为应该以女性的立场和感情来看待和认识自然，而不应该继续像历史上对待女性那样采取压迫和统治的态度;有人提出人类不必对未来杞人忧天，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足以应付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有人提出人类遇到了“增长的极限”，应该停止发展，用小的相对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代替大的破坏环境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认为，任何一种生态理论的建构都不能离开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危机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是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结果，生态危机的解决当然不能离开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发展进程以及人们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正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着的工业化造成的负面后果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中价值观的转换是必要的，但是价值观的转换必须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现实社会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必须结合生态危机根源和责任的探讨，这种探讨是采取全球性的生态合作的前提条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贫困及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割裂二者的联系抽象地谈论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只能是唯心主义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是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中的、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人。因此，研究现实社会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关系，弄清不同形式的人——个人、群体和整个人类社会在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建设新的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破坏了以往相对稳定的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物质流动和价值流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全球范围内的物质流动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价值，而不是为了人真正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的满足只是获取价值的手段。全球性物质流动的积极后果体现为价值的增加，这种价值增加主要被发达国家和少数富裕人口所攫取，而全球性物质流动的消极后果即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则主要被不发达国家和贫困人口所承受。物质流动的全球性与日益发展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全球分化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在自身利益上的不同诉求成为形成全球生态共同体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打破原有的相对封闭的物质流动空间和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的同时，并没有形成与全球性物质流动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新的生活共同体。资本主义制造了人与自己物质生产地和生活居住地的分离，打破了原有的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但是却没有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更不可能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生活共同体的制度设计。因此，西方各种各样的生态理论要么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把生态问题与贫困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试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要么即使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却寄希望于发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道德自觉以及下层人士的抗议活动来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革命，甚至反对绿色运动通过选举进入政府，满足于作为社会压力团体而存在;要么主张抛弃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幻想抛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成果，过一种返璞归真的理想生活，把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归结为精神的和个人主义层面而不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割断了自然环境特别是土地与生活其上的人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社会分化和生态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性特征，不能指望资本主义自身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实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实行反资本主义的环境保护政策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却不可能在全球实行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反资本主义政策。因为，忽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部性后果、攫取巨额的财富是发达国家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和维持反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
　　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和物质变换过程的统一的社会管理，实现了社会生产目的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真正结合和有机统一，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社会分化创造了制度条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物质生产和价值增加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从根本上具备了消灭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制度条件;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从根本上具备了消灭造成社会分化的制度条件。因此，同反生态的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曾经有过为了大炼钢铁破坏森林植被的失误，有过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不注重环境保护的惨痛教训。但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也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自己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开展同相关国际组织的生态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承担力所能及的生态保护义务。
　　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要依靠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人，依靠现实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形成生态保护的共识，采取统一的共同行动，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逐步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逐步形成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从根本上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要依靠人类社会改变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