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过往的一切文化遗存,同时具有整体性与残缺性的特点,它构成了文化的一个特殊剖面。文化遗产研究是一个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术门类,由于其内涵丰富多元,所以进行文化遗产研究需要对多个学科加以整合,这也是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特质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文化遗产学和文化学具有一致性。这正是本文以文化学为理论基础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又不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的完整保留,而是一种具有残缺性的遗存。这背后体现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一个新陈代谢现象。当代,文化的自我更新速度突然加剧,且“所更新之物”的相似性较高,这一态势一旦继续下去,势必危害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文化遗产的自觉创新成为必要,而在创新导向上则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为最终目的。这是一个关于“做什么”的问题,在明确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讨论“怎么做”——也就是关于方法的讨论。文化学各个理论来源于众多学科,其层次复杂、脉络交错,本文尽可能地重新审视一些经典文化理论,进而以“服务于文化遗产实践”为导向对其加以辨析,提炼出了以下两条线索作为重点介绍：第一,由索绪尔开启的语言学研究,指出“概念”作为二元思维的产物具有先天的不准确性和可变性,这就造成了语言的局限,进而导出以语言为基础的相关文化结构的局限性；福柯、布尔迪厄以及“文化研究”学派等都是沿着这一理论逻辑对文化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这条思维线索对本文的启迪一方面在于要认识到语言、文本的背景对它们所造成的形塑是关键性的,另一方面则是由语言符号的局限反观物象所包含信息的重大意义,从而在面对文化遗产时能够理解得更加全面深刻。第二,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间的关系问题后,围绕这一对矛盾展开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韦伯对二者间关系进行了修正,指出了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对整个社会进程的重大影响作用,后来的学者对二战后大众文化的飞速发展进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概念,批判大众文化鼓吹消费至上,实际上已成为特权阶级进一步集中社会资源的“帮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和观点发现了文化对人的规范与束缚,使我们在研究文化遗产时能够给予文化遗产所生存的整体文化环境足够重视,注意到与自然生态相对的“文化生态”是关键性影响因素之一。本文在对上述文化学宏观理论进行审视、辨析和提炼的基础上,依循贺云翱先生对文化事象加以生命关怀的理念,从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的角度出发,结合三年来先生关于文化和文化遗产学的诸种阐述,对“文化生命体观”加以抽象论证和具体分析,总结了一些现象背后的规律,初步形成针对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的一种方法论设计。本文认为文化生命体是人类意识外在显化的结果,是人类群体意识之间进行交流与传播的载体。文化生命体由外显与内核两部分构成,提出文化生命体概念,对诸文化事象以“生命观”来对待,易于养成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思维方式：尊重的态度；动态(生老病死)的眼光；简化与认真的辩证统一：再小的生命体都具足生命的所有特质、再大的生命体也可以很简单；“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的思路等等。在下篇的研究中,本文首先对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存环境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以快速更新为目标的“消费文化”是当代文化生态的主题。基于这一现实,要解决目前文化遗产的“生存危机”必然要进行文化创新。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处于恒常运动之中,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自我们创造着,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创新指的是人们为了应对当代文化自我更新速度失常,而有意识地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题中对文化遗产主动创新的所谓“再认识”,主要指的基于文化生命体观的再认识。在“消费文化”时代,任何文化创新都必然要以市场为面向,文化遗产应对现状与改变现状都必将与市场发生关联。在当代人与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活态的联结是激活文化市场的关键,而建立这种活态联结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化引导。文化引导就是促成两个文化生命体之间活态联结的建立,而这种促成是引导性的,甚至是带有一种旁观意味的。其关键在于贯通性和独特性,根据所需要被引导的具体人群与文化遗产的不同特色,文化引导的内容设计也各不相同。本文运用“文化生命体”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理论工具,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最终想要指出的就是,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一个珍贵的参照系,我们与它建立联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你所存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从而以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为基础,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起一种友好、亲善的关系,促进全人类生存质量整体性地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