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1888-1985),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写下了富有代表意义的作品,论述其政治哲学思想。本文主要论述他的两个论断:主权决断论与政治敌友论。在施米特看来,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一旦出现例外情况,那么快速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而按照程序就会延误决策的作出。由此可见,需要统治者迅速作出决策。因此,在例外情况下,主权独裁者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所有的秩序都建立在决断基础之上。施米特由此揭示了他对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决断与文化的关系,决断与神学的关系的看法。施米特的主权概念是一种人格化的主权,这一决断论建立在文化绝望的心态之上,它的产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施米特认为,政治首先是区分敌友,而严格意义上的敌人不是恩怨造成的私敌,而是由于无法克服的异己性所形成的公敌,与自己无怨无仇的公敌才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国家也需凭借其巨大的力量通过划分敌友而存在。施米特的政治敌友论从人性恶出发,由于人都是恶的,都是有危险性的,为了摆脱危险,人联合朋友去对抗敌人,这样政治和国家就出现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之前提,在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政治的生存性特征。懂得政治的人必然懂得区分自己的朋友和敌人,这样才能在世界中求得生存。敌人和朋友界分的根本标准则是信仰,敌我冲突在根本上源于信仰的冲突,因此,政治和神学是不可分割的。施米特的这两个论断在内容上有其连续性,政治敌友论为施米特的“例外状态”和“战争式政治观”的主权决断论埋下了伏笔。施米特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头号敌人,他认为自由主义政治法学不重视非常态时期,遮蔽主权问题,否认政治决断的宪法学意义,是教条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施米特在技术上对代议制民主的指责,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看到了西方早期代议制民主的软弱和涣散,客观上为战后民主的完善做了点贡献。这种能诟指责也被现代民主所接受。但施米特批评自由主义同样不是为了挽救自由主义,而是要取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和正确的趋势。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及政治敌友论的观点,是反动的倒退,现代民主不允许英雄和超人的存在,所谓庸人政治规则至上的政治恰恰是进步。希特勒和小布什的对外侵略带来的后果恰恰证明了施米特学说的荒谬。施米特批判自由主义,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一战战败并签订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危机四伏;德国纳粹党和共产党分别从右面和左面威胁着脆弱的魏玛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其次,由于施米特个人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