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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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各项事业卓越的领导人。从1949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刘少奇对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重要的外交思想,并多方面参与了新中国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刘少奇的外交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说关于时代本质的认识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说中所涵括的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战争与革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党际关系、和平共处、新型国际政治形态等问题的认识,则为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中庸精神为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渊源。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环境,决定了当时整个时代发展的主题,也决定了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所包含的时代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从1944年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共外交机构从中央军委外事组、中央外事组到外交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从决策权力机制来看,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这一时期,中共外交决策是建立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决策机制之上的。在这一体制中,刘少奇在外交决策方面享有仅次于毛泽东的权力。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这一重要作用,直接来源于他在党内的地位。在这一体制中,刘少奇的个性特征也有鲜明的表现。从刘少奇对新中国和平外交的理论思考来看,刘少奇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以及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三篇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反映出刘少奇在新中国不同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和平外交的理论思考及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尽管受到了当时历史和认识条件的制约,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始终是以和平外交为主线,在此基础上刘少奇不断扩大对和平共处的理解。刘少奇在中苏国家同盟关系确立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主要在于奠定了中苏国家同盟关系形成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具体说,主要是:刘少奇1948年《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著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南冲突中对苏联的支持,为新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为中苏国家同盟关系的确立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访苏及中苏国家同盟关系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在担任中苏友好协会首任会长期间,中苏友好协会处于黄金发展时期,通过协会的大量工作及广泛活动排除了中国民众中“疑苏”、“反苏”的情绪,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众中对苏友好思想的深入,奠定了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社会基础。周边外交是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曾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亚洲“世界革命”的设想,即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参照,推动亚洲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特定的理解和认识。新中国建立后,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和负责下,新中国很快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开展了对越南的全面援助,推动了越南的抗法斗争充分展开并最终取得彻底胜利。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刘少奇的周边外交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不断强调睦邻和平的周边外交思想。刘少奇在20纪60年代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对周边国家进行了两次国事访问,即1963年4-5月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1966年2-6月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通过这两次访问,增进了中国人民同周边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同时也为中国实施以反对“美帝”和“苏修”为目标的“南北并重”的外交战略以及援越抗美的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周边安全保障。政党外交也是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刘少奇的政党外交思想和实践特别鲜明地体现在对波匈事件的危机处理、中苏论战前后对两党关系走向的思考中。波匈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一件危机性的重大事件,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积极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有效地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党际平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的观念传播开来,推动了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刘少奇则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试图把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划分开来,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思想。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的思考和实践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两个阵营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刘少奇的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建立后从“两个阵营论”走向“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过渡性理论形态,这一方面使得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带有较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同时又具有较强劲的现实主义特点。刘少奇的外交思想与同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总体演进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刘少奇则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认识。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来看,刘少奇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中已经包含着把和平作为时代主题的认识因素。同时,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来看,其中也包含着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思考,彰显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政治形象。刘少奇关于周边外交和政党外交的思想则成为当代中国周边外交和政党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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