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提升了人们的食品风险感知水平,不仅对居民的健康、财产造成损害,也对政府信任、社会稳定等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风险感知具有建构性特征。人们基于主观心理因素认知食品安全风险,往往与实际的风险水平出现一定的偏差。本文首先基于Slovic的风险感知理论,构建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基于风险可控性、熟悉度和暴露程度三个维度,背景层解释变量选取地方经济能力、地方规范性文件数量及食品年度抽检次数等三个指标,个体层解释变量则选取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生育和户口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于居民的食品风险感知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女性、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以及已婚的城镇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更高。地方的监管部门食品年度抽检次数对民众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具有反向作用,抽检次数越多,居民对食品安全信息更熟悉,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越低,同时基于调节作用性别因素对食品风险感知将产生更小的影响。地方规范性文件数量对年龄层的影响表现出反向作用,而省级GDP指标则对年龄因素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食品抽检等政府监管举措对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同时,居民高水平的食品风险感知又将产生严重后果,侵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因此,本文在对政府信任多维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Logistic回归模型,以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为解释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打击腐败、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分析其对公众政府信任的能力、善意及诚信等不同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食品风险感知程度低、政治参与度高、对经济增长和打击腐败评价高的被访者,表现出了对政府能力（competence）、善意（benevolence）和诚信（honesty）更高的信任水平。社会信任具有溢出效应,对政府能力、善意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而对政府诚信的影响不显著,体现了公众对政府信任的不同维度存在差异性。高学历者对政府能力信任程度低,对政府善意信任度高,对政府诚信判断的影响则不显著。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具体政策经济环境、个体特征两方面的视角,通过建立双层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在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中,个体层面因素和环境层面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供了更具有实践性意义的监管建议。在食品风险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中,将政府信任细分为能力、善意及诚信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的考察,反映了对政府信任不同层次的影响作用,从而补充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