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作为贸易中出现的应收账款融资方式,具备债权融资的优势特征。但又由于其特点和赊销贸易紧密相连,兼具不同于一般债权让与的灵活性与安全性优势,能够极大地解决买方市场环境下债务人延时支付潜在的风险问题。对于以应收账款为主要动产的中小企业而言,保理——不失为顺利解决现金流问题,以实现投资与再生产计划的优选方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为16.41万亿元,保理业务发展潜力巨大。鉴于保理业务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方面的独特优势,为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二审稿中增加“保理合同”一章,数经增修,最终定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至第七百六十九条所呈现的基本立法面貌。保理合同入典,有效地解决了司法实务中的燃眉之急,为处理保理合同纠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援引支撑。但对于保理欺诈,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等保理乱象仍有规制不足之处。本文以实证研究为切入点,以司法实务中频现的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纠纷为研究重点,结合理论学说和相关法律条文,探讨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规则的完善,并统一裁判标准。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正文部分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我国2017年—2021年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纠纷的实证研究。该部分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质性研究和量化分析两种路径对条件范围内的案例进行系统化梳理。在阐述样本案例整体情况、裁判内容等司法现状后,对其中突出的三类问题:未来应收账款叙作保理是否应附有限制条件、虚假应收账款叙作保理时会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形式与效力如何认定进行重点分析,尤其注重对司法裁判观点及审理依据进行剖析,探明司法中同案异判症结所在。本章以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明确进一步完善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规则的必要性。第二章为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的法理基础。该部分从保理制度的源起发展过程、保理合同的属性认定以及保理合同的构成要素三方面,对保理合同的基础理论进行论述,并对法律语境中的应收账款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可被叙作保理的应收账款范围仅指向合同之债中的金钱债权,且应收账款的让与人应排除自然人主体,以符合保理制度的本旨价值。为下文论证未来应收账款叙作保理的限定条件以及虚假应收账款法律效果问题提供理论铺垫。第三章为域外国家关于保理合同应收账款问题的立法比较以及国际公约、惯例的对比分析。本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围绕未来应收账款叙作保理是否附有限制条件、基础合同中应收账款虚假的法律效果、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相关制度三方面问题,对国际公约和惯例中的规定进行分析,并通过介绍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立法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立法,得出完善我国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规则可以借鉴的经验启示。第四章为完善我国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规则的相关思考。本章针对前文总结的我国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问题的症结所在,结合比较法视野下的立法经验,针对性地提出完善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规则的具体建议:其一、应当限定未来应收账款叙作保理的条件,加以“具有可确定性”、“符合公序良俗原则”以及“具备登记要件”的限制。其二、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相关细则进行明确。肯定保理人可以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但必须具备额外的要素,以确保债务人的信赖利益;明确债权让与通知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尽管通知形式不做硬性限制,但诉讼通知、公告通知以及登记通知的方式,不宜泛化使用,必须明确限制使用的例外情形。其三、明确应收账款虚假并非保理合同效力的判定因素,而应根据合同生效要件和无效情形对保理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同时构建权利外观主义视角下,应收账款虚假时保理人的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