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黑格尔将变形作为一种文艺体裁纳入研究视野算起，学术界对变形的研究已近两百年，中国学术界对变形的研究则借着卡夫卡《变形记》之风在当代掀起高潮。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变形的研究状况是，在自身文学体系内作研究的多，作对比研究的少；作具体篇目比较研究的多，以历史的眼光作中西比较的少；只关注卡夫卡《变形记》、蒲松龄《聊斋志异》等主流变形作品的多，目光向其前后、潜流延伸的少；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变形文化意义的多，同时结合成熟的文学作品作具体分析的少；把变形作为现象整体来研究其文化心理的多，研究各种变形模式所表达的文化心理差异的少。人的一生始终向着死亡的方向行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于世界上的一切行为都与这个向度有关。卡西尔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既然无论中方还是西方的变形故事都源于神话，受此启发，本文就详细梳理了中西方文学中出现的变形模式，并试图剥离出其中“超越死亡”的意图，为阐释变形模式的意义及其变化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观照角度。人们在对精神与身体的思辨过程中发展出了两套超越死亡的方式：使身体超越死亡，或使精神永恒。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教导人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获取不朽，一统西方的基督教也劝说人们放弃对身体的留恋，争取在末日审判后得到“永恒的灵性的身体”，即精神不朽。但当中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均倡导以“精神永恒’’的方式对抗死亡时，在变形模式中，我们却可以读出一点中西双方对“使身体超越死亡”异乎寻常的执著。但是，由于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中西方对身体与精神二者的信任、偏爱程度毕竟是不同的，这使得双方在具体“超越身体死亡”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中国在主流思想下，仍然赤裸裸地将努力集中在使“现世身体不朽”上，西方则对主流思想进行了较大的妥协，倾向于用精神实施拯救，使“身体死而复活”。中国对现世身体不朽的渴望心理十分突出地表现为“物魅——人”和“人——仙”两种模式。在神仙道教理论的影响下，物魅、人、仙三点一线形成了一条通向不朽的阶梯。西方则用“人——凡物”、“鬼——人”模式表现了对精神拯救(在基督教精神下被具化为用超越之爱实施的拯救)的倚重。但是中西双方在追求过程中却不约而同地都有一定程度地犹疑和动摇，这造成了某些模式在意义上的裂变。在对方擅长的领域里，中西方也有相应的变形模式产生，但它们似乎不是在表达时显得有气无力就是被扭曲。如，中国用“人——凡物”、“鬼——人”模式表达的精神拯救不仅有限，而且往往不自觉地沦为已有规则的玩偶；西方的“人——魔鬼”模式是人们追求身体不死的努力被妖魔化的结果。当然，拒绝死亡这一人类本能的心理诉求只是参与塑造变形模式的因素之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还会有其它因素继续加入进去，因此，1、虽然本文已根据此因素对中西方一些较有特色或较有代表性的变形模式进行了分析，但必然仍有变形模式不能依法阐释；2、尽管论者用以阐释每个变形模式中人类否定死亡的心理的文本例证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必定也是不能以偏概全的。但是，借鉴鲁迅先生对《太平广记》的研究思想“视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晋唐小说所叙，何者为多”，论者认为，在纷繁的文学发展进程中，要确凿而全面地剖析对文学施以影响的每一个因素，实在是不可能的，与此相比，提供一个可行的观察角度、一个可能接近真相的想法、一个具启发性的思路似乎更有意义。这正是本文所力图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