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各种商业APP、平台对于个人信息的搜集套取无孔不入,政府部门掌控的个人信息不慎泄露,让人们不堪其扰,甚至还面临财产、人身安全等各种潜在风险。因此,个人信息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律无疑是个人信息保护最主要的方式。《个人信息保护法》沿袭《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以个人信息权益形式进行规定,同时对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了扩大,明确指出信息主体所享有的信息权利,并对知情同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救助体系,适格主体可以进行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并不仅仅体现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而且还体现在刑事保护和行政保护。相对来说,我国的刑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时间更早,在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已经提到了个人信息保护。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已经相对比较完善。本文着眼于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实际效果,通过实际案例的考察,发现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知情同意原则流于形式,公民信息主体受侵害时,举证困难,很难进行救济。同时大量的数据信息掌握在信息处理者手里,两者明显处于地位不平等的状态,从而导致无法对信息主体进行救济保护。在行政方面,分散的监管可能会引发管辖的不清、职权的不明确性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后,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依据,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应的行政保护,民事保护和刑事保护。在民事上应科学分配举证责任,完善告知同意规制,引入惩罚性赔偿等相应的制度;在刑事上,明确刑法规制范围,完善知情同意入罪原则和适度量刑;最后在行政保护上,更应该明确行政保护义务,加强行政监管制度,健全行政救济,最大程度上保护个人信息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