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重新定义了石油峰值：石油峰值并非石油耗竭，而是经济性可采石油产量增长率降至0（或趋于0），峰值产量后产量下滑，高油价将成为常态。对全球传统大油田产量、石油成本、储量与产量增长率、上游投资与新增储量比等的分析均证实全球石油峰值正逐渐临近。最终可采资源量值（URR）是石油峰值预测结果不同的原因之一。论文证实URR值约为4700Gb(109桶)，且为动态变化值。在URR的确定中，重点对储量增长与待发现资源量进行了研究。对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0年与2012年的储量增长预测模型及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证实USGS不同时期的储量增长模型尽管存在夸大储量的缺陷，但仍最具权威性。新模型个体聚集分析模型证实全球常规石油的储量增长为723Gb。待发现资源量的确定建立在USGS预测方法论研究基础之上，证实全球(除美国)待发现资源量为732Gb（2012年评估），与2000年的结果相比减少了12.9%。在URR确定的基础上，应用单循环与多循环Hubbert模型、广义翁氏模型分别对全球石油峰值进行了预测，并对最终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证实多循环Hubbert模型预测结果更符合稀缺性资源的产量及历史产量波动规律，也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夸大未来峰值产量的缺陷。研究发现：全球石油峰值期在2037年左右，峰值产量约42Gb。并结合预测结果，预测了全球石油供需平衡（2012-2035年），这一期间全球的石油供需仍基本平衡，但随着峰值临近，到2035年，全球石油的供需差会缩小至1.274Gb，中国产量与需求差将进一步扩大至2.885Gb，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5%。在石油峰值预测的基础之上，论文系统评估了全球石油峰值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全球石油峰值会导致石油生产的边际收益率日益下降直至0，中国可获得的低成本的石油供应量逐步减少，而实证表明中国本土石油产量与消费量同GDP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石油EROI值将低于10:1这一水平，低EROI值与高石油成本等因素的协同作用使高油价成为一种常态，虽通过历史数据分析，认为当前经济发展和石油需求量对高油价具更高容忍力，但通过实证表明，国际油价若每增加1%，仍会对中国的GDP产生-0.11%的负面影响。论文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石油峰值策略：在供应角度，限制本土陆上石油产能增幅以保护本土石油资源；增加海域石油供应量。在替代能源方面，考虑中国实际资源国情，推广坑口煤电厂的发展。从石油金融角度，首次创新性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主体，四分中心”的国际石油交易平台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