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学、文化之美学品格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多舛，曾经因诗下狱，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等。苏轼曾经这样写过：“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夫十二首》之十一)但是在苏轼贬惠州之后，一再的和陶，甚至对陶诗全部追而和之，而对于柳宗元，则除了对他的某些诗文表示赞赏外，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则极端排斥，甚至还批评他“诞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思想状态。过去的研究者主要是从诗歌艺术风格上面来评论和分析苏轼对柳诗和陶诗的学习。但却没有注意到，苏轼于陶和柳从同样的“爱不释手”到后来的“专和陶诗”，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的取舍，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追求。分析苏轼后期对“南迁二友”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从中观照出苏轼本人从黄州时期到后来的惠州、儋州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和人生态度的抉择。但是柳宗元精神中的一部分始终存留在苏轼的精神世界里，使苏轼丰富的诗人情怀更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执着，他用这种执着去爱和关怀整个世界和人生。他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他对陶渊明的效仿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陶渊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具有众多仰慕者的诗人，他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回到自我，回到陶渊明所在的地方。那里是中国古代诗人永久的归宿。他自己也成为另一个类似陶渊明甚至高于陶渊明意义的人物。那就是回到苏东坡所在的地方。正是这样的抉择，确立了苏轼独特的人文风貌和历史形象，使他成为中国千载以来文人所仰慕的对象。